开国之父孙中山
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他们对孙中山的认识，都离不开“革命”这两个字。纵观孙中山的一生，他念念不忘的同样是这两个字。在革命要被杀头的晚清时期，孙中山却以“革命”安身立命。
孙中山之所以如此执着于“革命”，与他上书李鸿章的失败，有着直接的关系。1894年农历春节，在广州开设东西药局的孙中山，回到香山县翠亨村老家，埋头思考十多天，草就了洋洋洒洒近万字的《上李鸿章书》。他希望能像康有为上书光绪帝那样，由当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推行政治改革方案，使“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从而富强国家，挽救时局。孙中山在信上认真地说：
“以中国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20年，必能驾欧洲之上。”——孙中山
甲午战争前夕的李鸿章
孙中山担忧自己人微言轻，所以他费尽周折，动用了他所能用上的全部关系网络，以求这封信能送到李鸿章手中。但此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忙于外交和战争准备，无暇顾及这封寄托孙中山政治抱负的书信。上书的失败，宣告改良政治的希望成为泡影，这让孙中山毅然选择了革命之路。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和他的二十多位支持者，聚集在檀香山卑涉银行华人经理、基督教教友何宽的家中，举行了“兴中会”成立大会。据《檀山华侨》记载，在孙中山的带领下，入会者左手放在一本打开的《圣经》上，右手举向天空，大声朗诵誓词：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兴中会”入会誓词
第一次广州起义前夕 图中戴帽者为孙中山
从1895年至1900年，孙中山分别筹划了广州起义与惠州起义，然而皆以失败告终。然而在海外流亡之际，孙中山仍到处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经过又一个五年的努力，人们不再谈革命而色变，不再谴责孙中山是乱臣贼子，而是“恨其事之不成矣”。在革命营垒里，嘲笑他为“孙疯子”、“孙大炮”的，也越来越少了。为了把有限的力量凝聚起来，孙中山在日本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会晤，决定将兴中会、华兴会、日知会、光复会等团体组建为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大团体。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的政党诞生，而孙中山也被推举为同盟会总理。随后，同盟会相继在潮州、黄冈、钦州、廉州等地组织起义。尽管屡屡失败，但孙中山坚信“经一次失败即多一次进步”。
广州起义
1911年4月27日，由黄兴指挥的第二次广州起义，尽管事前多有准备，但还是因为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此役牺牲的革命党人，便是后来广为传颂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后来，孙中山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段文字：
“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孙中山
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城头一声枪响，惊醒了无数市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正在经历的正是被载入史册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1912年2月12日，清朝发布退位诏书。至此，2132年的帝制历史告终结。
凡人领袖毛泽东
2011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35周年，他的一生，曾掀起波澜无数；他的逝世，留下热潮不断。百年来，毛泽东影响的人，数以几十亿计。在最多人的印象中，他是一个传奇的领袖。而在追溯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其实就是一个凡人，一个能把握自己命运的，凡人。
生活中的毛泽东随性、随和，在斯诺对这位中共领导人的描述中，毛泽东会“当着来访者的面，心不在焉地松下裤带子，搜寻着什么寄生物”，而他在抽烟时，也会发出一种令人不愉快的声音。斯诺判断说，这是中国某些地方的农民所特有的。的确，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尽管身为领袖，却依然保持着农民特有的生活习惯，他甚至在吃饭的时候会毫不掩饰地打饱嗝，不管饭桌上坐着的是谁。他也会在喝了茶之后，用手把茶叶掏出来吃掉。这些在很多人看来多少有些粗俗的习惯，毛泽东却一辈子不改。而那些来自于泥土来自于农家的勤俭节约的习惯，毛泽东更是一生不变，面对一些奢侈浪费的人和事，毛泽东的不满和愤怒会直接表达，丝毫不留情面，无论对方是什么人。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毛的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尼克松日记
这是尼克松回忆1972年与毛泽东会面时的情景，那是毛泽东的“家”，除了书稿文稿和简单的家具，这位千万人称颂的领袖，家中的简朴一如农家。转战陕北时期，刚调到毛泽东身边当卫士的李银桥，吃惊地发现，毛泽东洗脸和擦脚都用同一条毛巾。李银桥向毛泽东建议多买一条毛巾，一条擦脸，一条擦脚。毛泽东听了摇摇头说：“如果全军每人节约一条毛巾，那省下来的钱，就足够打一次沙家店战役了。”
1950年2月，毛泽东结束了他的首次苏联之行，回国途中顺路视察哈尔滨等东北工业基地。毛泽东抵达的当晚，当地省市领导准备了丰盛的宴席，为主席接风洗尘。看着一道道佳肴，毛泽东眉头紧锁。席间，他只是夹了一点菜，吃了半碗米饭，就放下筷子，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抽烟。事后，毛泽东不客气地说：
“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
在很多国家的广场或者巨型纪念建筑物里，都会有个人在注视着他的国家、他的国人。在北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已经更换了多次，而他注视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国运、民生已是翻天覆地。这个历经了人与神奇幻轮回的老人，不仅造就了一段影响深远的中国历史，至今仍然通过宪法以“毛泽东思想”的方式对国人的现在和未来发挥作用。在我们可以预见的将来，“毛泽东”三个字和“中国人”三个字仍然息息相关。
红军之父朱德
1946年12月1日，朱德60岁寿辰，延安全城悬旗三天以示庆祝。《解放日报》接连几天以整版篇幅刊登贺词贺电，报道为朱德祝寿活动盛况。重庆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朱德是“中国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在北京的中共代表团集会庆祝朱德六十寿辰，叶剑英、邓颖超、罗瑞卿等人出席，会场悬挂着“人民军队之父”的贺幛。以如此高的规格为一位领导人祝寿，这在此前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绝无仅有。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这是1930年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写的一副对联，后来成为了著名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实际上，早在1928年5月，朱毛井冈山会师不久，毛泽东就把这十六字诀写进了给中央的报告中。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十六字诀真正的来历。
1927年，南昌起义后，朱德率起义军南下，在会昌遭遇了一场恶战。
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用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不让他们休息，这就是“敌退我进，敌驻我扰”。——侯镜《朱德画传》
从1913年至1928年，十五年的征战磨砺，令朱德对于游击战基本原则“十六字诀”的总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一度认为，“十六字诀”是另一位军事天才的独家原创。
“一般都认为‘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其实是朱德同志最早提出来的。我就曾问过他：‘十六字诀’不是您提出来的吗？怎么成了毛主席提出来的了？他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的都一样’。”－赵镕中将于1983年6月14日接受采访。
毛泽东与朱德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它的两个孪生天才‘朱、毛’，是无法想像的，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都把他们看做是一个人。毛泽东是这一斗争的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是它的热烈的心，以行动赋予了它的生命。共产党所以能够对红军保持严密的控制，朱德对‘文职’领导的忠诚和服从，是原因之一。
从前早就有人对我说过，他（朱德）是一个单纯、亲切、平易近人的人，他努力工作，丝毫没有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史沫特莱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7月7日，抗战十二周年纪念日。照片中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两位领袖的画像，毛泽东与朱德。这是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同时出现两位领袖画像。这一天，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两个月后，开国大典举行，天安门城楼上只留下了一张领袖画像。1955年9月27日，十大元帅授勋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朱德位列十大元帅之首，毛泽东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亲自为朱德授勋。这两位曾以“朱毛”并称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完成了各自历史使命的选择。
道仁礼智周恩来
他是道者，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他又是仁者，有着鸽一样的温顺、儒雅，但在尖峰时刻，他又会袒露鹰一般的锋芒。他还是人尽皆知的礼者、智者、乐者……到底哪个才是完整的周恩来？在弥留之际，他闭紧双唇，不留笔墨，空空而去，将保持终生的优雅与不可琢磨的神秘，烙在“周恩来”这个名字之上，用无形的身影，换来了世代的拥簇。
他从未向顶峰发起过挑战，没有想过要对毛泽东取而代之。他对毛泽东尊重备至，通常讲话的开场白都是：“我代表毛主席……”他从不自我夸耀，把自己看成是头号人物。可是，尽管他无所怨悔地承担起了如此谦逊的角色，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周恩来拯救了曾经濒临崩溃的中国，他是事实上的也是名副其实的“一号人物”。 ——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
1917年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
在周恩来从南开毕业之时，张伯苓校长给19岁周恩来留下了这样的批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短短二十余字道尽了周恩来一生的行事之风。而在后来社会主义中国最为特殊的那段岁月里，这位一贯温良谦和，克己忍让的仁者却展现出了性格当中锋芒锐利的一面。
毛泽东与周恩来
从遵义会议前后到周恩来逝世，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合作关系维持了整整四十年。两人的性格气质截然不同，毛泽东主要扮演政策制定者和精神领袖的角色，而周恩来则是谨慎的执行者，新中国内政外交的大管家。后人曾这样评价二人的合作，“谋事在毛，成事在周”。
1964年，为庆祝建国十五周年，周恩来直接领导、创作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他曾26次组织会议或亲临现场进行指导，从舞台背景到台词脚本，都经过周恩来的斟酌和把关。在讨论中，有人提出，全剧又不能越过“八一”建军节，应该专列一场表现周恩来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没想到周恩来说：应该重点歌颂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这是我党第一支工农武装。南昌起义不要专门表现了。最后，由他亲自执笔，将这部分内容浓缩为一句话，“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之后所有关于南昌起义的朗诵词被他删改为“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点燃了最亮的火炬。”事实上，从1928年到1932年中共第四次反围剿，周恩来是全党的实际指导者和组织者，但他从来没有当过名义上的一把手。1932年中共中央让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他不但没有接受，还两次提出让毛泽东出任。
“毛主席是搞战略的，我只能搞点技术，当助手是否当得好，还没有把握。”——周恩来
陈毅与周恩来
1967年的政治气候和自然气候把中国的每一撮泥土都冰封在严寒之中，包括老百姓，也包括曾经为社会主义中国的诞生出生入死的老干部，陈毅便是其一。1967年8月，一次批判大会会间，造反派突然挂出"打倒陈毅"的标语，狂叫"打倒陈毅"的口号。
“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周恩来
在危机时刻，拍案而起不难，但顾全大局却不容易。1966年周恩来与李富春交谈时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夺权狂潮汹涌，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矛盾尖锐。能斡旋的时候想方设法，不容迟缓之时也当仁不让。一名操纵造反派打倒李先念、抢夺财政部大权的副部长，就被周恩来下令当场逮捕。一些江青的追随者要去逮捕彭真，对此周恩来宣称：“谁也不能开这样一个任意抓人的先例！”他把彭真秘密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一旦时机出现，他也会及时启用老干部。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极“左”思潮受到怀疑，国内政治空气稍趋缓和，周恩来便迅速启用了廖承志、董必武、聂荣臻等老干部，更想方设法把邓小平拉回政治中心。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邓小平
十里长街送总理
关于1976年1月，联合国总部“破例”给周恩来降半旗的故事，虽然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版本，但是当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103个，却有130个国家的党、政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几乎所有重要国家的报纸、电台都在第一时间播报了这一消息，围绕周恩来去世所发生的一切，构成了他从凡人到圣者的记忆。
钢铁公司邓小平
“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毛泽东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可谓精确，其实早在邓小平于苏联留学时，他就以立场坚定善于雄辩被称作“小钢炮”。而邓小平第一次被外国出版物介绍到西方是1938年，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埃文斯·卡尔逊的著作《中国的双星》，在书他评价到邓小平的头脑像“芥茉一样辛辣”。
1976年《时代周刊》以邓小平为封面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这一天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饱尝动乱之苦的社会主义中国重新看到了希望之光。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为他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祝贺，然而邓小平的友善并没有引起华国锋的回应。后来华国锋还提出了“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使文化大革命的阴霾依旧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毛泽东)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
华国锋与邓小平
在党内高层公开评论神灵般的领袖毛泽东，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各界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更加高涨。人们开始怀念邓小平在1975年大刀阔斧整顿国家的那段日子。在多方势力的制衡角逐下，1977年7月1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邓小平
邓小平与大学生
这是73岁的邓小平第三次迈进中南海，复职仅两周后，1977年8月4日，邓小平迅速与30多位科学家举行了座谈会，当年便恢复了中断了11年的高考。由于准备仓促，印刷试卷的纸张不敷，邓小平还亲自下令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的纸张。对考生家庭出身条件的限制，也因邓小平的反对而取消。
1986年《时代周刊》再次以邓小平为封面
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主义中国在十年动荡后重新起步，尽管脚步多少有些忙乱，却步步铿锵有力。此时的中国再次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而邓小平也很快再次打开国门。80年代初，为了引入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3亿美元的合作，邓小平冒雨出席了中美双方在钓鱼台的签字仪式，并破例五次接见该公司董事长哈默。为了推动改革进程，邓小平不惜使用了一句悲壮的战争术语: “杀出一条血路来。”。在他的批示中，“不可拖延”、“不能拖延”、 “不宜拖延”、 “拖不是办法”这类词句频繁地出现。而中国此后的形势发展之快或许连邓小平自己也没有料到。1986年1月6日，邓小平再次成为《时代》周刊评出的1985年“年度风云人物”。《时代》封面上的邓小平面带一丝微笑，背景则是建设中的中国，此时，中国的农村改革已经获得成功，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开始，现代化的工厂、建筑拔地而起，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南巡讲话
邓小平南巡
据说，弥留之际的邓小平曾经在医院里收看描述自己生平的纪录片，医护人员为邓小平朗读屏幕上赞颂之词的时候，感觉到老人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羞涩。邓小平多次把自己“对半开”、“四六开”，他甚至对外国记者说：“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他在同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交谈时坦诚地说：“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他说过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就如同在父母膝前那个乖巧的贤娃儿。而他也是童年时私塾先生与父亲期许的那样，努力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贤者，从来没有走上圣人的神坛。就像1993年1月3日，他在给孙辈写的信中谈及自己一生的工作时，轻描淡写地写到：“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
（凤凰卫视《记录·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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