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卫城博物馆是希腊的骄傲，它是2007年在欧盟的资助下建成的，与希腊的标志性建筑巴台农神庙遥遥相望。
框哥说：“柏林和雅典两座城市之间被迫产生了一种双方都不愿意的关联：一个是北部的贷方，一个是南部的借方。它们代表着一个逐渐分裂又渴望重新统一的欧洲。”（文章来自微信号：NationalGeographicCN）
柏林摄影：格尔德•路德维希
雅典摄影：亚历克斯•马约里
撰文：亚当•尼科尔森
翻译：王丽蕊
你也许认为柏林和雅典代表着欧洲的两极——一个在北部，整日阴云笼罩，地处内陆，生活富足；另一个在爱琴海边，花园里种着三角梅，街头的树枝上结着橘子。
柏林的索尼中心矗立在繁华的波茨坦广场上，柏林墙曾经屹立于此，将城市一分为二。
然而这两座城市并不完全符合上述景象。柏林日益繁荣，以丰富多彩的夜生活闻名欧洲。自由、打破权威主义，是欧洲最开放也最具吸纳性的城市；而古都雅典，发展停滞，正有待从持续数年的欧洲经济危机重创中康复。
雅典欧摩尼亚广场附近的街道过去是一片优雅的商业区，如今却是一番萧条阴郁的面貌。
希腊军事学院的学生在巴台农神庙参观。由于受到污染侵害，这座建在卫城山顶的雅典神庙正在进行修复。
新纳粹党派“金色黎明”正在为能证明自己是希腊人的雅典市民分发洋葱和蔬菜——他们的这种行为被称作“仇恨施舍”。
欧盟计划使欧洲大陆统一，并朝着一体化和逐渐壮大的方向迈进。然而欧元区19个国家却存在很大差异。各国的税收和公共资金状况均不相同。
在饱受经济危机困扰的雅典，文明生活的根基遭到动摇。对于有些人而言，到垃圾箱里觅食成了必须，每天希腊正教会都得接济一万人。
雅典城市中心的许多地下室里，和这些孟加拉人一样的移民过着狄更斯作品中的悲惨生活，一间房子里往往挤着六七个人。经济和社会的压力引发了暴力行为。
雅典亟待解决眼前的需求。政府的决策与民众生活严重脱节。操纵选举是普遍现象。泽佩解释说，“这源自家族体系，希腊人素来是这种行事风格——得认识人。”在贪污腐败、偷税漏税、骗取医保资金等故事背后，都隐藏着这样的关系网，人们更相信人际关系的价值。
嘻哈明星“MC因卡”的粉丝正在听他的演唱会，他出生在希腊，父母是尼日利亚人，不久前他的朋友——反法西斯饶舌歌手帕夫洛•斯费萨斯被极右翼组织“金色黎明”杀害。
在柏林，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柏林人——无论他们从哪里来，待多久。在雅典没人认为自己是雅典人。只认自己出生和长大的村庄。这体现出两个极端：一个是政府权威的城市，每个人都受到接纳；一个是靠人际关系的城市，每条街道上都弥漫着不安的情绪。
一家人在酒馆庆祝生日，他们体现着希腊古老的家庭传统：聊天，饮酒，吸烟，品尝来自海洋和陆地的美食。
金色黎明党的一名成员在悼念马诺利斯·卡培隆尼斯和尤罗果斯‧福托里斯，二人在2013年11月反法西斯说唱歌手帕夫洛·斯费萨斯遭杀害后的报复行动中被射杀。
始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欧洲各国间深刻的经济和文化差异开始显现。德国人的平均收入比希腊人高50%，其GDP是希腊的10倍。而2009年雅典年度赤字占国家GDP的12.5%，国债高达4000亿美元。希腊在国内产生了信用危机，大部分资本转移到德国。失业率飙升至27%，经济缩水了30%。希腊人不得不削减开支、增税，压缩过于庞大的养老金体系，严格监管制度。
警察对欧摩尼亚广场附近埃斯希罗斯街上的年轻人进行搜身。自经济危机发生，这里吸毒、卖淫和感染艾滋病的比率就有所提高。
柏林市中心则是另一番景象：“芭比：梦想成真”是一处和真正房子同样大小的帆布玩偶之家，其中还有一座粉色的高跟鞋喷泉。
柏林每个街角都带着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印记——滕伯尔霍夫巨大、半空的纳粹航空集散站，博物馆岛上弹痕累累的砖石，还有躲不过的柏林墙遗址。想要主宰世界，就将遭受苦难；想要毁灭世界，就将遭到毁灭；想要成为世界的中心，你的城市就将被划分和割裂。柏林正打造一座开放的城市，这与此前柏林作为权力中心的定位大相径庭。机会取代权威成为柏林DNA中的核心要素。
米洛斯‧克莫谢克（左）是一位斯洛伐克街头艺术家，2013年夏天他在勃兰登堡门前摆出一副东德边界卫士的造型。自那之后此类表演因不合适而在此遭禁。
但柏林缺少工业和大企业，即便是现在柏林依旧负债770亿美元，如果没有德国其他州和联邦政府的资助，将出现20.7%的年城市预算赤字。从一个面对重重困难的欧洲权力之城，到自由解放的象征，柏林经历了巨大的转变，然而这种转变却被南方雅典经济危机的困境所笼罩。
夏天，人造瀑布在十字架山郁郁葱葱的维多利亚公园中流淌，十字架山因山顶为庆祝战胜拿破仑而建立的铁十字架而得名。
雅典的辉煌在2004年举办的奥运会中达到顶峰，新建的雅典卫城博物馆宏伟壮观，世界看到了一个现代且发达的希腊。但随之而来的紧缩政策依旧在给社会与个人造成伤痛。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中产阶级陷入贫困。老人搬去与子女同住，年轻人离开城市返回村庄。家庭教师一直是希腊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很多家庭已经无力支付学费。雅典城市中心的人口数量开始下降。最热门的商业街柯洛纳基有三分之一的店铺空置着。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导致城中的某些地区仇外情绪爆发。
尽管柏林有其平和宽容的一面，然而它也有冷峻的一面。过去的苦涩记忆在今天的生活中无孔不入。奥斯特与瓦尔特的作品《潜在的方法》，用雾面金属管连通了六个房间。
愤怒的日子过去了。一些商业上的乐观情绪已经出现。Taxibeat一类的互联网创业公司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风投，各种电子商务方案也进入整合阶段。街头艺术家开始向国际收藏家兜售他们的画作。
在罗森塔尔大街圣欧博翰咖啡馆的墙壁上（右）写着“生活不易”。
对废弃的城市空间进行临时利用是一个全球现象。但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含义。雅典的敌人是失败和幻灭感；而在柏林，过度成功将蚕食掉其著称于世的自由环境。柏林墙倒塌后的上世纪90年代，十字架山和米特等地一度是最了不起的艺术中心，如今钱在这里成了新问题。资本的力量和被柏林的酷形象吸引来的新鲜资金，都威胁着这座城市，可能改变它可贵的、极具包容性的社会结构。柏林只有通过融入和参与，只有让人产生亲切感，才能成为人性化的现代城市。
贝尔瑙尔大街一家纪念馆里印着迪特尔·维克尔泽的肖像——1968年，25岁的他在试图游过施普雷河前往西柏林时被击毙。画满涂鸦的一截柏林墙见证着这座城市被一分为二的日子。
根植于1989年以前西柏林的文化正在受到威胁。“未来这个城市会是什么样子？”克劳森问，“我们是否只需将城市资源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这个城市不是由规划师和建筑师建成的，而是由文化和人们的日常联系构成。”这是一个成为美好城市的强大愿景：不要让金钱或权力成为主宰，不要让物质驱逐了人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克劳森所宣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和关系网恰好深深植根于希腊文化，但在希腊，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已经被证明很难与现代国家的体系共容：究竟该如何在泛欧经济形态下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联？
20世纪90年代，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修复了建于1894年、在二战中被损毁的德国国会大厦。他在大厦正中安装了一座象征着“透明”的玻璃穹顶。
政坛老将，沃尔夫冈·蒂尔泽认识到“柏林最有吸引力的特点是它的不完善性”。蒂尔泽居住在普伦茨劳贝格区，他估计那里90%的居民是在过去25年间搬来的。这里原居民有90%被挤出去了，他们正经历着下层住宅高档化所带来的痛苦。人们希望城市的发展能够偶尔踩一踩刹车，以减少痛苦。
每逢夏季，德国总统都要在总统官邸贝尔维尤宫举办市民节。
保持城市的包容性和社会结构的完整性，对于柏林至关重要。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伦敦模式（房地产市场过度自由，以至于达到具有破坏性的地步）和巴黎模式（时髦的白人核心社区被贫穷和混乱的移民郊区包围）。
勃兰登堡门附近的柏林大屠杀纪念馆是城区中一座由坚实的灰色“石棺”建造的迷宫。游客会感到自己仿佛被一道道了无生气的悲伤的大峡谷吞没。
柏林的兴旺源于对一个看似无拘束城市的精心管理。雅典则受困于自身深层文化的阻碍——怀疑权威的价值并持续对其加以破坏。这两座城市都面临的双重问题是：如何抵御日益强化的市场统治地位？如何构建民众信得过的制度？目前还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文章来自微信号：NationalGeographi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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