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中美互动模式的演变
吴心伯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两国之间的互动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中国从最初的完全在美国的体系内跟美国互动，逐渐走向尝试营造一个自己的环境和格局；另一个变化是，中国从冷战结束时完全被动地对美国做出反应，转变为今天主动地塑造中美关系。
冷战结束以来的中美互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克林顿执政时期。当时美国的全球战略是扩展战略，试图利用冷战终结所带来的机遇打造一个单极世界。克林顿政府1994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标题就是“接触与扩展”。美国的扩展战略在安全上是推进北欧东扩，在经济上是搞全球化。所谓全球化，实际上就是美国人所说的“美国化”。美国认为通过安全和经济上的手段，可以打造一个单极世界。根据这样的战略设计，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思路是把一个崛起的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因此，克林顿政府在第二任期内向中国提出很多具体的要求，在政治上要求中国加入联合国的两个关于人权的公约，在安全上要求中国遵循美国主导制定的一系列不扩散的规则，在经济上要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接受相关规则，这样就可以把中国全方位地纳入美国主导的体系和秩序中。中国通过研究美国的战略，抓住了美国要推进全球化的机会，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核不扩散和人权问题上做了一系列的让步，适应美国的全球战略，大体上接受了美国给中美关系设定的议程。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得以稳定发展的主要原因，我们称之为“接轨”、“融入国际体系”，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其实就是融入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
第二阶段是小布什执政时期。小布什政府的安全战略经过早期短暂而失败的调整后，进入到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和地区性挑战的阶段，结果就是打了两场战争，即阿富汗战争和反恐战争。伊拉克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延续下来的，美国介入其中是为了应对地区性挑战。在以反恐和应对地区性挑战为首要任务的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下，美国对中国提出的要求是承担责任，遵守规则，帮助美国分担一些责任，做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这包括在经济上人民币要升值，在朝鲜、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问题上要帮助美国一起应对。这是当时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考虑。在这个阶段，我国的对美战略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只是考虑美国要我做什么，更考虑我可以做什么。我国当时提出了“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利用美国陷入困境这个战略机遇期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大力推动东亚合作，建立了10+3机制平台；二是让中国的利益走向全球：走向欧洲、走向非洲、走向拉美。中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令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国在经济上的存在。正是由于当时实行了这样的外交策略，才形成了今天这样的格局。
第三阶段是奥巴马执政时期。经过两场战争和一场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个阶段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巩固美国的优势地位。由于美国的优势在之前的十年间已被大大削弱，奥巴马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复苏国内的经济，然后是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而平衡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国。冷战结束后，中国第一次在美国的国家大战略中成为主要目标。与此同时，美国仍然关注反恐和地区性冲突。在这样的框架下，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旨是防止崛起的中国与美国争权夺利，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为此，美国加强了它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存在和防卫措施，推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反对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插手东海和南海的争端。
在这个阶段，我国把“周边外交”放到第一位，然后再考虑美国因素和对美关系，这实际上是以中国为主体的一个战略设计，是中国特色的“以我为主”的大国外交。在这个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更多地反映出我们要主动引导和塑造中美关系，而不再像之前那样只是考虑如何回应美国，或者利用美国创造的机会。这也反映了中美战略互动态势的变化。
中美互动的未来主要取决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走向。目前关于美国战略的辩论主要围绕两种传统的外交思想展开。其一是美国要保持其单极霸权。保持美国的优势是美国战略的出发点，所以美国锁定中国为主要对手，因为中国已经对美国呈现出挑战态势；其二是承认多极世界的现实，谋求相对的优势。也就是说美国虽然还是老大，但事情要大家商量着办。奥巴马的思想更接近“多极世界”的观念，从他的演讲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以“多极世界”的思维来看，中国对于美国既是伙伴也是对手。美国要维持现存的国际秩序，应对当前的挑战，需要中国的帮助，所以中国是伙伴。同时，中国在不断壮大，可能会不断削弱美国的地位和影响力，因此中国也是对手。中国的这种双重身份使中美互动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从中国的角度看，在中美互动的过程中，中国的主动性仍将不断上升。中国在对美博弈上积累了丰富的战略文化，抓住了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运作中的很多关键因素。 我认为中国今后的对美战略应立足于以下几点：第一，不谋求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而是合理地增加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第二，不谋求颠覆现有的国际体系，而是丰富现有的国际体系；第三，不谋求对美国的全面力量优势，而是谋求在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局部优势；第四，做大双边经贸，在利益上套住美国，同时与美国合作解决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