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观察和分析国际问题的视角和思维模式
章百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现在研究中美关系，一方面需要继续加强对美国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也需要更多地注意中国自身的发展变化。处理好对外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首先要正确地认识自己。对此，我想讲四点：
第一，进入21世纪，国际形势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中国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和重要变量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无论从内部还是对外关系两方面看，世纪之交都可以作为历史进程的一个分界点。从内部看，在此前后中国改革面临的课题和任务是不同的。20世纪后期，我国改革开放要解决的主要是新中国成立30多年所积累起来的问题。例如，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以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如何摆脱封闭状态实现对外开放，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及如何进行相关体制和制度的调整。解决这些问题，我国有长期积累的历史经验教训可资借鉴。进入21世纪之后，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不同质的阶段。当下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已不是历史遗留的，而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出现的。例如，如何防止腐败实现社会公正，如何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和公平分配，如何从经济的高速增长转变为可持续的适度增长，如何通过创新完善我国的经济政治制度以利国家的长治久安。要解决这些新问题必须有新的探索，需要一段时间积累经验。
从对外关系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强调与国际接轨，力图尽快适应和利用好现存的国际体系。那时，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发展基本持积极态度，但对中国的发展速度普遍估计不足。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崛起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外部世界看来，一个新兴大国的出现必然会对现存国际秩序产生冲击，而新兴大国本身通常又带有许多不确定性。就中国而言，一方面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内部发展带有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与世界不断加强的经济联系使国家利益迅速全球化，维护海外利益已经同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密不可分，由于中国尙缺乏处理此类问题的经验，对外行为也带有不确定性。中国曾庄严宣誓永远不作超级大国、永不称霸，但那时中国在海外没有多少需要维护的实际利益。现在，如何信守以往的承诺与处理好现实的利益需要，其中有大量问题需要探讨。
第二，我们必须调整以往观察和分析国际问题的视角和思维模式，以增进与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动。
中国对世界影响力的增强是一件大好事，但这也意味着中国与世界互动的频率加快、力度增强。这就要求我们的反应要更加准确和迅速，而重要的一点是改变我们以往观察和分析国际问题的视角和思维模式，把我们自身变化的影响估算进去。
我曾撰文说，回顾20世纪的历史，国际关系格局的大变动基本是由其他大国造成的；在应对国际格局变动的过程中，中国主要依靠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内部变化已具有极大的溢出效应，中国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现在许多国际研讨会，人们在讨论世界形势时总要先讲中国如何，这种场面屡见不鲜。这表明中国的变化已经深刻影响着其他国家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自身政策调整。过去，我们分析形势的一个基本套路就是“一国际，二国内，第三本单位”。现在，当我们分析国际形势时，如果不把我们自身变化造成的影响估算进去，我们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就会发生很大的偏差，就不能理解当前中美关系的变化以及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关系的变动。
大约在十多年前我曾提出过一个观点，即：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安全瓶颈，外部压力会逐渐增大。这是中国成长为大国的必经阶段。形成安全瓶颈的基本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不稳定、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加深以及信息化时代到来。这几方面因素叠加在一起，将使得中国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国内国际互相牵连。乐观地看，这一过程将持续三四十年。在这个关键阶段，如果我们能较好地处理内部问题和外部关系，我国的发展就会较为顺利，反之，我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就会延迟实现。
从外部世界来看，当一个新兴大国崛起的时候，其行为必然会有某种不确定，必然会与现存秩序和其他国家发生矛盾和摩擦，而这是需要加以防范和应对的。如美国就因此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此，我们应有客观冷静的分析和判断，尤其要防止高估外部世界的敌意。就目前形势看，我国与美国、日本及一些周边国家虽出现了一些矛盾和摩擦；但只要处理得当是可以化解的。国际形势在总体上仍对中国十分有利，中外之间的互动可以保持良性发展。当然，如果处理失当将会使我们陷于被动。
第三，中国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前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在于能否在新的力量平衡的基础上建立互信，造成一种有博弈、有合作、有容忍、有共赢的局面。
正确认识自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清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看清自身的优劣所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从一个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了一个举世公认的新兴大国。中国虽然成为新兴大国，但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成熟的大国相比，中国存在着明显的短板。主要是：现代化还没有完成，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资源占有量很低，城乡差别、沿海与内陆的差别很大；参与大国博弈的经验还不够丰富，没有盟国甚至没有可以结盟的对象，可以调动的国际资源和制订国际规则的话语权有限；特别是国家统一尚未完成，而历史上还没有哪个真正的大国是处于分裂状态的。要克服这些短板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并假以时日。这种情况意味着中国仍需将主要精力用于解决国内问题，仍需维持一个有利于发展的外部和平环境。
最近一段时间，中美关系是比较紧张的，引起不少担心。我认为，这一紧张关系出现的原因在于双方实力的变化打破了原有互信的基础，而在新的力量平衡的基础上建立互信尚需一个过程。冷战时代，中美是在长期对峙、对抗的过程中形成互信的，双方都看清了对方的弱点和力量局限。越战和“文革”的发生，使中国看到美国实际上没有侵略中国的能力，而美国也看到中国没有发动世界革命的能力，这是中美互信与和解的重要基础，另一点是双方当时都把苏联视为主要的威胁。70年代末在两极结构下，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是比较好的。当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认为，中国还很落后而这不利于维持国际结构的平衡和稳定的；所以那时它们对中国的发展持支持态度。苏联解体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中美关系出现波动；但由于那时中国的实力仍很有限，且美国忙于海湾战争，中美之间的互信虽有所削弱但仍维持下来。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力量已发生很大变化，这就使中美需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互信。我认为，中美两国建立起新的互信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尽管这个过程会有所曲折；因为解决诸多全球问题离不开中美大国之间的合作，亚太地区的繁荣稳定与中美双方利益攸关，以及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及其希望实现力量收缩，而中国首先要集中精力继续解决内部问题。中美关系的面貌将是有博弈、有合作、有容忍、有共赢。
最后，要认真总结中国处理国际问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尤其要注意保持目标、手段和实力三者之间的平衡。
我国外交有成功经验，也有遭遇挫折的教训。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我国外交发展相当顺利，到1956年初已形成非常好的局面。当时，毛泽东就考虑过对外开放的问题，他乐观地认为，中国要关起门来已经不容易了；但此后我国外交却走了一段弯路。“波匈事件”后，我国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更大作用，介入了东欧国家与苏联之间的矛盾，这是导致中苏矛盾的原因之一。这些东欧国家虽希望借助中国的力量制衡苏联，但最终还是选择跟着苏联走。与此同时，我国还加强了对世界革命的支持，后因印尼发生反共政变遭遇巨大挫折。“文革”的发生则是中国在外交上陷于全面孤立。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对外交政策做出重大调整，把自己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通过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打开局面，逐步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将活动舞台扩展到整个世界，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由此我们得到一个宝贵教训，就是处理外交问题要客观准确地判断国际形势，同时认清自己的实力和能力，确保目标和手段的平衡。
21世纪初期，是我国作为新兴大国进行外交战略布局的时期。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创造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今天，国际国内环境都在发生变化，我们需要更多地思考中国应如何在国际上发挥作用的问题。总的来讲，我们现在仍然要为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这样一个国内目标来谋划战略大局。这个时候如果急于谋取各种小利，很可能会损害我们的发展大势。
进行国际战略布局，我们要借鉴以往的经验。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内圣而外王”。这跟其他大国的经验很不一样。许多大国在成长期都走的是扩张的道路，中国则不然。从地缘上来说，中国是唯一一个四面都有邻国的大国。这种地缘特点决定了中国只有自身强盛，才能稳定周边，吸引邻国仿效，国力衰弱则会遭到周边的入侵。这种地缘环境还决定了中国如在某个战略方向上处理不当，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形成四面八方的安全危机。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大陆国家，随着中国的发展当前出现了海洋问题、主要是南海问题。这也是中美关系遇到的一个新问题。海洋问题很复杂，这里仅简单讲两点看法：一是海洋划界与陆地划界很不一样，不能把解决陆地边界问题的思维简单地用于解决海洋分歧。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海洋大国，关键在于处理好与周边海上邻国的关系，这样才能走出去，如果我们把自己封闭起来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海洋大国；二是长时间以来，我们认为只要把中美关系处理好即能理顺周边关系；但事实上，我国的经验还有另一方面，即在中美关系处于胶着状态时，我们往往是首先在周边关系上求得突破。今天，中国必须在中美关系和周边关系都有所着力，才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发挥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