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研究咨询机构Lombard Street首席经济学家Charles Dumas认为，2011年人民币首次出现高估的迹象，原因在于汇改后汇率进一步体现了中美贸易权重，同时工资相关的通胀上涨过多。现在中国央行应该采取行动，让人民币贬值，否则今后可能爆发重大的债务危机。

Dumas提到两个数字：

    2011年以来，中国的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RULC）又增长了20%。

    自2005年中国汇改以来，美元兑人民币从8.28跌到了6.3下方，人民币涨幅高达77%。

    对人民币如此大幅升值，Dumas认为部分体现了贸易权重，另一方面也表明工资成本的通胀涨得过多。

    Dumas指出，人民币估值过高已经使利润下降，出现了PPI下降之时工资成本的通胀持续上升的现象。

    当政府允许生产者价格下跌时，实际利率就稳稳地落在7.5-8%，银子银行系统涌入的高利率投资相应增加。

    Dumas预计，任何市场的改革行动与机会都会引发投资利率暴跌，由政府调控的贷款活动应该不会推动贷款增加和债务比例上升。

    一切放开政府管制市场的行动都可能导致人民币贬值、银行存款减少：

    放开利率、银行与外资流动的管制以后，中国的资金会外流，届时急需人民币贬值缓解上述压力。

    而资本流出会耗尽银行的存款，多重质押的不良贷款将被迫重组。

    不过，形势恶化的问题早些发生会更好：

    这是“危机现在发生”的情境，它虽然痛苦却还可控。

    没有金融改革，人民币可能维持高位，债务比可能继续攀升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最好的结局是，经济增长衰竭，陷入停滞，像日本上世纪90年代那样债务过多、外储极多。

    最坏的结局是爆发重大的债务危机，整个中国的债务状况都开始面临公开质疑。

    总之，Dumas认为，人民币持续高估将迫使中国的债务增加。中国政府应该现在就允许人民币在调控下贬值，不要冒今后发生更大危机的风险。

    去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撰文指出，人民币“外升内贬”是阶段性现象。

    他认为，如今人民币对外升值正是在校正2005年汇改前以管制实现的对外贬值，国际收支顺差、资本持续流入且规模超出资本流出也推动着人民币继续升值。

    盛松成指出，经济增长向好通常推升通胀，适度通胀是经济增长的代价。

    而且，人民币适度升值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人民币名义汇率与均衡汇率的差距目前在明显缩小。

source: 华尔街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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