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传媒分八次刊登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员、曾任香港《阳光卫视》制作总监的中国记者李蕴女士回忆她母亲生平的文章。
中国现代史是支离破碎的，有些碎片恐怕早已“丢失”，留下了大片的空白。或许是某些人有意而为之，以为消磁、删除、抹去记忆便可平安无事。他们不知道历史是人类的财富，是前人的经验，也是后人的借鉴，记住历史这个民族才更成熟，忘记历史这个民族永远长不大。
- 穆迅（新西兰华文作协会副会长）
（三）
春寒料峭，黄河渡口挤满了等待过河的部队。缺少粮食弹药，战士们只能用野菜充饥。细雨一直不停地下着，妈妈和她的战友又冷又饿，在雨中打着哆嗦。忽然妈妈发现前面有一副担架抬了过来，她认出了躺在担架上的那个人。她想都没想冲到担架边。
“朱总司令，朱总……”
正在发高烧的朱德睁开眼睛, 他没有认出眼前这位冻得缩成一团的女战士就是那次陪他跳午的鲁艺大学生。
“朱总司令，我们这是上哪去？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延安？我们是不是失败了？革命能成功吗？我们能坚持吗？”
“谁说革命会失败？这只是战略转移，小鬼，相信党中央，我们一定胜利。”
又要集合出发了，妈妈在人群中默默寻找，她希望能看到E君。她想第一个告诉E君，延安能胜利，这是朱德说的。只要革命胜利了她还能和E君相聚。可是，她再也没见到E君的身影。
1948年4月，彭德怀指挥的部队收复了延安，妈妈跟着“鲁艺”剧团回到了原驻地。
那天部队领导开会说，“鲁艺”集体创作了一部新歌剧《白毛女》，马上排练，由妈妈主演白毛女。
《白毛女》讲的是穷人家女儿喜儿被抢到地主黄士仁家，因忍受不了迫害逃进了深山老林，用野菜、树皮和庙里的供品充饥，三年的生活煎熬使她头发变白，由人变成了“鬼”。解放了，喜儿被救回来，从此由“鬼”变成了人。
妈妈好像变了一个人，她白天排戏晚上演戏，有时间还去炊事班帮助烧柴，洗土豆。她的话越来越少，歌声却越唱越响。后方的王坤、前方的妈妈把《白毛女》演得热火朝天，妈妈也越唱越红。
为了排好这出重头，戏剧团新派来一位导演。妈妈听说他专门学过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学，很有学问。他个子不高，戴着一副近视镜，举止斯文，说话文雅，平时讲课深入浅出，白天领大家排戏晚上伏案写作。
他就是我爸爸，比我妈妈大十多岁，在排《白毛女》的时候他们走到了一起。
等我长成大人后，爸爸曾对我说，当时妈妈不但戏演得好，歌唱得好，而且年轻漂亮又很单纯。
妈妈对我说，当时她还没有从E君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既然有人想和她好那就好吧，也许新的感情能代替过去，找一个岁数大点的也许是个依靠。
妈妈怀上我后还在演《白毛女》。有一次，演地主黄士仁的演员不小心一脚真踢到了妈妈的肚子上，疼得她坐在台上是起不来。其实，当时为了演戏妈妈很想把我打掉，可她怎么蹦、怎么跳我就是不出来。一直到她随爸爸去了北京，妈妈挺着大肚子还去天安门观看了“开国大典”。
有一天，妈妈突然接到组织上的通知，要她去北京某医院。一位领导告诉她，是E君患了绝症住在医院快不行了，领导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说只想见见妈妈。
妈妈后来对我说，她不知道是怎样走进病房的。她天天想见E君，可她现在非常害怕。她只记得她趴在E君的身上放声大哭，后来她非常后悔，因为重病的人是不能这样激动的。她更后悔她只是一味地哭，记不得E君都说什么了。
是妈妈真记不得了、还是E君的话成了妈妈心中永远的密秘？我不得而知。
E君走了，妈妈的灵魂也跟着去了。
刚解放，中国电影急待振兴，爸爸被组织上送去参加了中国第一个电影创作学习班，妈妈跟着爸爸在电影局任办公室秘书。在延安就一直从事歌剧戏剧创作的爸爸，开始走进他连想都不曾想过的“电影世界”。
就在这关键时刻，我就要降生在北京同仁医院。没想到就在我即将出世的时候，妈妈的难产险些要了我俩的命。
关于我的出生，妈妈不知道给我唠叨了多少遍。那时孩子生不下来，她疼得大汗淋漓，把床头的铁栏杆都拽弯了，医生护士围在旁边急得团团转。
医生要等在门外的爸爸签字，问爸爸是要大人还是要小孩，爸爸哭丧着脸说“大人孩子都要”，这句话让妈妈终生没忘。后来医院终于请来了著名的林巧稚大夫，她用剖腹把我从痛苦的母体中拉了出来。经过大流血的妈妈一生都崇拜林巧稚，她说是林巧稚救了我们娘俩的命。
两年以后，妈妈又怀上了弟弟。还是剖腹产，还是大流血，还是林巧稚大夫上阵。弟弟总算活出来了，林巧稚果断给妈妈做了绝育。她说若再生就没命了。
在电影局陪着首长已经看了上千部国内外电影的爸爸希望自己能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导演。学习班结束后，他带着妈妈雄心勃勃地奔赴长春电影制片厂。可是大家都想做导演没有人写剧本呀，于是组织上把爸爸派到朝鲜去了解志愿军抗美援朝的事迹，希望他能搞一个电影出来。
妈妈也陪同去了，在朝鲜一个叫“上甘岭”的山头上，他们手捏着被炮弹炸成的山石粉末，电影《上甘岭》的构思在爸爸心中开始成熟。
回到长影，爸爸开始了《上甘岭》的剧本写作，妈妈被分配在演员剧团。由于两次大手术使她的身体很难恢复，少有了延安时期的青春活力。她把E君送给她的那块丝绒缎子布做了一件薄薄的小棉袄，没想到第一天穿到剧团引起议论。接着是开党小组会，批评她穿这样的衣服是“小资产阶级”的表现。
这件小棉袄妈妈一共就穿了几天，一直保存到她去世，至今还放在我的柜子里。大会小会的轮番批评更使她身体每况愈下，严重的神经衰弱使她整晚整晚不睡觉，结果上班不是不去就是迟到早退。于是又开党小组会，又说她是“小资产阶级”加“自由主义”。妈妈再次大会检查小会检讨，写了检查再犯、犯了错误再检查，没完没了的折腾导致情绪失控，回家跟爸爸大吵大闹。
平时话就不多说话、声又不大的爸爸文质彬彬，生来不会吵架，他总是非常理智地和妈妈讲道理。可是跟几乎疯狂的妈妈有什么道理可讲，换来的是妈妈更加病态的无理取闹。
1952年，爸爸正在紧张地写《上甘岭》剧本，妈妈冲进来抓起剧本草稿撕得粉碎。有一次她又犯病了，把桌上的茶杯全部抡到地上，又命令我拿扫帚扫，还不许让碎玻璃有声，否则就是两个耳光子搧到我的脸上。
那时候我们全家住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小白楼里，小白楼是专门供编剧作家写剧本的地方。有一次妈妈又打我，我吓得跑到正在开会的爸爸的办公室，一把推开门扑到爸爸身上，吓得混身发抖。幸好有开会的叔叔阿姨好说歹说算是把妈妈劝住了。
妈妈把她内心的郁闷和痛苦都发泄在爸爸身上，这对爸爸是不公平的。可爸爸对妈妈又了解多少呢？直到九十年代爸爸去世，我也没找到答案。
记得有一天半夜妈妈回来，一怒之下将我像擒小鸡似的从被窩里抓出来，我最痛苦的是我经常不知道因为什么就挨一顿打，有了委曲我又不敢说。从此，妈妈在我心里简直是一个吓人的妖魔，我害怕她，想起来就恐惧。以后我愈加自卑，因为有这样一个妈妈，我总觉得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我的胆子也越来越小，走到哪都不敢说、不敢动。
妈妈对弟弟也是除了打就是骂，高兴了抱过来亲一亲，不高兴了不知为什么就一个耳光抡过去。弟弟真的是在妈妈的巴掌下长大的，也就是从这时起，弟弟的心离妈妈越来越远。
（题图为作者李蕴的母亲在延安时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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