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投行女,漂北京,无男友,最终换来了扼腕叹息的结局

2016年07月26日 美国资讯


我们发现,当我们这个被金融资本家们所定义过的世界里,我们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夸父逐日般奔向金钱规定过的“成功”,,避免成为他人眼中的“吊丝”的悲剧宿命。


最近上网,见到一个漂亮女生的讣告,讣告上是这样写的:


她去世前在中金,前两年在毕马威。28岁,投行女,漂北京,无男友。高工资,高压力,生活无规律,加班到晚上10点是常事,忙到没时间给自己做饭,只好DQ、味千…甚至去超市觅食,喝奶茶等富含添加剂的饮料,最终因为胃癌去世。


一份人人艳羡的工作,一个扼腕叹息的结局。


点开她的微博,一张修饰过的笑脸,掩饰不住的沧桑与焦虑。没日没夜的加班,像男人一样去工作,去战斗,即便生理周期也要逼迫自己撑出一个气壮山河的小宇宙,在这种以战斗为生活的生活里,她不是第一个倒下的。


我曾经认识一个银行客户经理,在黑夜里,烟火中,她有一张时隐时现的脸,她的女士烟点点消散,薄荷的味道充溢其间,她的泪水打湿了脸颊。


她哭诉她面对大客户的艰辛,每一个手握资金流的大客户,都满怀信心想把她骗上床。她被欲望裹挟,最终成为欲望的一粒棋子,逃无可逃。


我曾经认识一个北大光华金融系毕业的女士,天之骄子,2008年的夏天,我们每天中午都在国贸一期的陕西面馆,同吃一碗刀削面。


我站在南方周末北京总部的玻璃边,把一条街对面的国贸一期眺望,那里一家国际著名投行正是她实习的单位。


一天十四个小时的超负荷工作,凌晨时分打车回学校,凌晨两点又被经理招回去工作。她戏称自己连轴转的生活是“下刀子”,而她所为之付出的一切,包括强装的笑脸,背地里的抱怨,不过都是为了延续那个梦想,活在这个时代金字塔的塔尖上,活在人们的赞许而非卑贱里。


那个夏天里,我突然奇想,灰蒙蒙的国贸大楼,拥挤的下半时间,虫豸般穿梭,让我产生了写作的欲望,故事里说道,有一天夏天里,金融危机忽然爆发,成千上万被裁掉的员工,从国贸密密麻麻蜂巢一样的窗口坠下。


一个月以后,世界金融危机真的爆发了,我的朋友,也因这次危机失去了她的投行梦。


“一将功成万骨枯,”唐朝边塞诗人的诗句,竟正好做了今天这个丛林社会中人们努力拼搏的注脚。许多怀揣梦想,实力不凡的人,在此狭路相逢,渴望成为世人眼中的稳拿,却不免多数沦为吊丝。我相信,她们中间的大多数,赚钱不是为了花天酒地,而是认为赚钱越多越能体现自身价值。可怕的是一个标榜价值多元的社会,为什么却只有钱才能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美国华尔街


经商赚钱光荣,殊不知中间有多少官商勾结,内幕交易,最终,我们时代的精神变成马诺的那一句:“宁在宝马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资本家成为最后的赢家,大部分人成为屌丝。


一个28岁的北漂投行女,宁愿忍受没有时间恋爱,没有心情微笑,没有可能自己为自己做一顿丰盛晚餐的生活,也要拼死拿命去换钱,直到因为胃癌,香消玉殒。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我的一位北大同学,好几年前就略带戏谑的对我说:“你要是娶了一个光华金融女就发达了,少奋斗几十年”在今天这个无比自由,无限可能的时代里,我们唯一的憧憬与自由,就是成为一个庞大机器的螺丝钉,因为忍受强奸而获得成功。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谁是我们自由最大的敌人?



资本。”雷蒙阿隆会这么告诉你。


被阿兰布鲁默称做“最后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法国人雷蒙阿隆,曾经在他著名的《论自由》一书中,坦诚过这种现代人的自由。他认为,这其实正是形式自由,而并不是真正的“实质自由”。


真正的“实质自由”应该是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的全面发展与全面解放,而不是被现代机器大工业所裹挟所规定的唯一可能性。我们发现,当我们这个被金融资本家们所定义过的世界里,我们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夸父逐日般奔向金钱规定过的“成功”,,避免成为他人眼中的“吊丝”的悲剧宿命。


柏林自信的告诉我们,自由只是给我们一种选择的可能性,你可以选择做食不果腹的乞丐,也可以选择不做锦衣玉食的国王,这是你个人的意志。


但今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际,我们看到是“宁愿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的拜金女盛行,看到的是为了成功“前三十年拿命换钱,后三十年拿钱买命”的温拿心态,28岁香消玉殒的投行女,其实原本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金字塔尖上的明珠。以“成功”的名义,她自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她已经摘到过星星,而更多的吊丝,比如我们,唯一可以获得释放的,也许只能是在网络上放情痛骂一翻这个万恶的旧体制,幻想一下富二代官二代的灰飞烟灭,回味多年前“打土豪分田地”的美妙余味。


支撑我们今天社会的“成功学”基础,正是这种不断为资本裹挟的生活中,我们日渐成为这个机器社会的螺丝钉,日渐失去了发自内心的笑容。资产阶级革命所换来的,不过是用形式上的“用脚投票”,换取是实质上的“心灵自·由”。


其实,在不久的过去,我们中国人也许有符合人性的“心灵自·由”。


80年代,远没有今天丰富的物质生活,那时,面对个人生活,大部分年轻人的内心是大体安宁平静的。


再远一点,钱穆先生讲过一个故事,抗战时候,陪都重庆有一家远近闻名的月饼店,每逢中秋,都有许多达官贵人从各处甚至昆明坐飞机到那儿,就为了买他家的月饼。但每到中秋节那几天,掌柜的就关门打烊,不做生意,别人一问,中秋节时,月饼是最畅销,你为何偏要打烊。掌柜的笑道,这整条街上都做糕饼生意,沾亲带故,我的生意本来就已经很好,中秋节前的生意已经足够,如果中秋节还占着不走,街坊的生意就没法做,甚至破产,我于心不忍,人,还是要知足的。


我想,掌柜的说这话时,一定眉飞色舞。在竞争面前,他有着充分的自信,却也有着浓浓的乡情。他既能吃的好,也能睡的好,他的笑容应该是常在的。


当然,日益现代化的中国人,人们早已经失去了笑的好的选择权,人们普遍被裹挟入为吃得更好的战争中,这种战争的戏剧效果是显然的,你既要盯着别人碗里的肉,还要护着自己碗里的肉,只是为了,饥饿的自我。


资本原始积累进行时中,人们自然对学金融趋之若鹜,却恰恰可能是一种同床异梦,痛苦焦虑矛盾,皆源于此。若按照个人爱好去选,大部分人会选择学习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最后大家却纷纷“舍车保帅”,这就是现代性的重大特征:被解放了的个人欲望压倒一切。古代,宗教给你一个来世,缓解现世的焦虑,启蒙运动以后,肯定天赋权利,实质就是,我要尽可能的吃好玩好,炮好,尽可能比我周围的人好。实际上,个人欲望无止境,大部分人会在欲求不足中度过一生。再纵欲过度的人,也需要人文滋养与信仰,因为在欲望这条路上,尘世之人看不到头。


另一位女性或许大家会更熟悉,如今滴滴的CEO柳青,曾近投行的她也身患乳腺癌。


24岁时,柳青每天回家照镜子,觉得自己像42岁。那是她硕士毕业后刚刚加入高盛的日子。她在香港的长江中心上班,每天大概清早5点下班,紧跟着9点又回来继续上班。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基本上每周工作100个小时以上,最高纪录达到140个小时,“体重迅速增长,脸上全是痘痘”。


经常半夜1点钟,柳青和一个好朋友约在女洗手间,抱头痛哭,互相借对方肩膀解压。痛苦不仅来自于长时间的加班,更来自于辛苦做出来的东西不知道能不能被领导认可。第一次几天几夜没睡觉做完一个财务数据模型,柳青被领导狠批一顿。被批评的错误都是细微的:四位以上的数字一定要隔三位加个逗号;如果是假设的数字,一定要用蓝色;做一个饼图,中间有一块颜色错了,因为紫色不够紫。甚至,领导要求每一条语音留言都要按照规定格式,不能上来就用自己平时习惯的嗓音说话,而要留下沉稳、成熟的声音。


如今也不能评定这一切到底值不值得,但有位朋友说得很对,“不要用自己的生命,去点亮他人罩在你头上的光环。”


爱惜身体,照顾好家人,活着是一种责任。

来源:岭南会(lingnanchuangye),汇聚10000名创业投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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