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知远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曾相信苏联帝国将存续上千年。不过，她仍写下了两卷、超过1500页的回忆录。

其中有关于她死于古拉格的丈夫—或许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回忆，也有对自己日常生活挣扎的记录。

既然上千年都无法让人读到，回忆与书写就变成了一种自我治疗，她可以用此来回避与对抗这压抑、残酷、粗糙的现实，确认自身的存在。

谈起苏联时代的生活，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布罗茨基总是最先跳出的名字。他们象征了最值得赞叹的人类精神—即使你身处最可怕的环境，仍能诚实地面对自身的经验、坚持内心价值。

但在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的《耳语者》（The Whisperers）中，你读到的是另一幅景象。在书的“导言”中，这位英国历史学家引用到安东尼娜·戈洛温娜的故事。她不是选择记住，而是主动埋葬了自己的过去。作为一个“富农”之女，她在亲人的死亡、饥饿、流放中度过童年。18岁时，她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她隐瞒了自己的出身，伪造了文件，成功地进入了一所医学院。在接下来的40多年里，她进入一所研究所，加入布尔什维克（尽管这个政党让她家破人亡），积极地工作与生活，谁也看不出她的过去，不仅同事与朋友不了解她的过去，甚至两任丈夫也都一无所知。

大约5年前的冬日，我几乎同时读到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的《希望对抗希望》与这本《耳语者》。那时，我正着迷于苏联与纳粹德国历史，尤其是社会心理史。我很好奇，在一个黑白颠倒的时代，人们该怎样度过这漫漫长夜。在剑桥的书店里，德国与俄国题材的书籍常占据着显著的位置，似乎代表着这个热衷于经验与常识的国家对这两个常陷入“非理性”的民族的特别兴趣。而对我来说，这些“非理性”不仅是出于兴趣，也是对我自身困惑的回应。

倘若曼德尔施塔姆夫人令我深刻感到爱与勇气，安东尼娜·戈洛温娜的遭遇似乎更让我接近历史的普遍经验。在《耳语者》中，有很多这样的例证。在俄国的著名人权组织Memorial的协助下，奥兰多·费吉斯收集到数百份家庭档案，它们既包括信件、日记、回忆录，也有照片、实物，作者还对经历者进行了大量采访。它们构造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道德与心理故事，它可能比任何理论都更好地解释了极权主义的运转，与人们面对悲剧时活下去的欲望。

奥兰多·费吉斯将焦点集中于斯大林时代，它既是一个全面控制时代的开端，也是它的高潮时刻。通过这许多的个人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这台庞大的苏维埃机器，如何一步步地改造社会、家庭、个人，让人们抛弃所有熟悉的思维与习惯，让原本的多元丰富变得单一、匮乏。

在一开始，苏维埃信仰是充满诱惑的，它有宗教式的魅力。人们投身其中，感觉到一种逃避自身困境、加入到更大历史力量中的解放。但不久后，这个新宗教不仅准备引领你的灵魂，还准备摧毁你的任何其他选择，除了跟随它，你毫无选择。

家庭不再重要了，苏维埃比父母更重要，为了苏维埃，你还可以随时背叛父母。贵族的遗产，资产阶级的商铺，农民的土地，艺术家的自由创作，都不再属于个人，它们都被收归国有。国家给你提供一切，从公共宿舍、集体农庄到文化生活。倘若你试图抵制，等待你的是巨大的暴力机器。在斯大林的指挥下，这个机器不仅碾平哪怕最轻微的不服从者，也同样令他自己身边的革命者殒命。

接下来，苏维埃最初的理想色彩逐渐退却，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由秘密警察、庞大官僚体系维持的系统。它也对个人做出了少许让步，允许你维持一些个人的生活方式，比如家庭习惯与消费口味，但苏维埃随时有权力干预你的生活。1936年的一期党报《女工》这样写道：“党不干预共产党人的日常琐事，也不为之设立标准。它并不要求每一位党员在生活中遵守一定的行为规则，只要求他们在私人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以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为重。”

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了一个极度虚伪的社会的诞生。它在苏联的晚期，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达到了顶峰。理想早已破碎，恐惧减弱却仍旧普遍存在，人们就躲入私人生活的享受主义中，这样的社会私欲高涨、犬儒盛行。

不过，你实在不能指责这些普通人。面对如此的恐惧记忆与现实的压迫，倘若你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会自我调整。倘若极权主义是建立于个人意义消失之上的，普通个体就要主动忘记构成个人意义的来源—你的家庭传统、你的独立思考、你对未来的想象，你就必须压制这一切。唯有让自己符合党的规定，才可能是安全的。但党的路线也是随时变化的，斯大林与列宁不同，赫鲁晓夫又否定了斯大林，倘若你要在这剧烈的转变中既保持安全又避免精神分裂，你就必须既谨慎—严格压制自己的真实想法、紧跟路线，又迟钝—让内心的道德、不安的声音彻底沉睡。当时的流行说法是“知道得越少，活得越容易”。

但没人能保持绝对的沉默，于是在这样的系统中，每个人都成为了“耳语者”。你或者对自己最信任的人悄悄地说出自己的感受，还有人成为了告密者，他们成了某种秘密警察。他们变成了特殊的“苏维埃人”，一种因极权统治而被彻底扭曲的人群。他们既恐惧政治权力，又对它无比崇拜。

奥兰多·费吉斯用很多生动的例证来展示这种转变的挣扎。当然，这些故事不仅有挣扎，更有主动的合作。主动成为一名合作者与加害者，意味着你更安全，减少了死亡、被羞辱的几率。

幸好曼德尔施塔姆夫人的预言不准确，这个政权在她死后不到10年就坍塌了，但很可惜，她没有看到这一天。她的回忆录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最终都获得出版，他们是英雄。但同时，一股记忆浪潮也泛起，斯大林时代的暴行被不断揭露出来，普通人也开始起身控诉—记忆可以被一时压制，却不会彻底消失。在很大程度上，这股集体记忆转化成了巨大的历史力量，集体回忆造就出一个共同体，缓解了个体的恐惧，它也使苏联的合法性彻底消失。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说得没错，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是领袖崇拜，而是“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

但这记忆也注定是褊狭与肤浅的。它仅仅演变成一桩黑白分明的道德剧，其中更细微与深层的描述、分析尚未展开。

感谢奥兰多·费吉斯的努力，他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重新叙述了这些故事。所有对极权社会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这会是个多么艰难的过程。在这样的社会，尽管人们遭遇了巨大的痛苦与折磨，亲历者却普遍失去了感受能力、描述能力，他们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体验。

奥兰多·费吉斯很可能是当今俄国历史研究的首席权威（至少在英语世界），将近20年来，他对俄国的近代历史作出了各种探究。与冷战时代的苏联学家不同，他的兴趣不在于外交、政治结构，而在于文化、社会心理、个人情感。也正因此，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准确地抓住了极权主义的本质—它首先是一个道德与价值的体制，它以崇高的价值与道德诱惑人，而靠使人丧失价值与道德来维系它的存在。也因此，它的后遗症尤其严重，需要更长的时间与努力来修复。普京的再度上台、他的强硬姿态，再度证明“潜入内心的斯大林心理”并未消失，它偶尔还有局部复活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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