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世界华人周刊

曾有数据显示，2010年时中国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数量已超过4500万。仅是2012年，获得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个国家永久居留权的中国人总数就达到了15.2万人。与此同时，像刘余新这样准备移民的国人数量仍在持续增长。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公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显示，截至到2013年，中国海外移民存量已达到934.3万人，23年增长了128.6%。中国已经从1990年的全球第七大移民输出国，上升为目前的第四位。文章来源：世界华人周刊

然而远离故土对大部分仍有着深厚乡土观念的中国人来说，绝对不是个轻松的选择。

在调查采访本期内容时，记者走访调查了多家中介机构、国际运输公司和外资企业的在华分支机构，对其中正在考虑或者已经着手离开中国的人进行了采访。虽然他们的身份背景、出国途径、目标国家等都不尽相同，但除了个别准备出国留学的孩子外，几乎所有人在采访中都表达着对“离开”的许多不舍，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对记者诉说着一件事情：我为什么要离开中国！

让刘余新最终决定出国的导火索就是北京在2014年2月出现的连续雾霾。

根据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在2月的28天中，北京仅有7天的空气质量等级不在“污染”行列。其中20日—26日，北京的全部检测区域都被意味着严重污染的“深褐色”覆盖，PM2.5指数在175-185之间。

在全球最大的钻井设备制造商、美国国民油井华高公司北京代表处工作的刘余新，学习石油化工专业出身，多年的从业经验让他对PM2.5（即雾霾中大部分有害物质所富集的细颗粒物）的危害并不陌生。

“我儿子今年四岁，这半年来总是咳嗽。去北京市儿研所看病时，专家说现在他的门诊有这种症状的患儿越来越多。医生对此没有办法。对雾霾，大人也许还有些抵抗力，孩子的反应太明显了。”刘余新担忧地说。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原总工程师魏复盛对《中国民商》的记者解释说，空气中以PM2.5为代表的细颗粒物主要来自于燃煤、工地扬尘和汽车尾气。北京的雾霾更多的是后者。“这么小的颗粒很难自然沉降，会在空气中停留一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本身对呼吸系统就有影响，造成咳嗽、不适。而小颗粒物上吸附的致癌物，更会导致癌症高发。早些年我曾对城市空气污染对儿童呼吸系统影响做过研究，其中就包括PM2.5，由于新生儿和婴幼儿处于生长发育期，污染对他们肺功能的影响和损害更为严重。”

在记者与刘余新交谈的二十分钟里，他不时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手里转动着手机，手机里有他儿子可爱的笑脸，还有前不久新闻中出现的显微镜下令人毛骨悚然的PM2.5颗粒“真容”，他稍显疲惫的脸上充满着忧虑。

与刘余新面对同样“雾霾”困扰的，还有准备出国留学的申筱齐。29岁的小申在北京一家互联网企业工作已经四年，目前是高级项目主管，工作稳定。在她看来，选择放弃工作、重新回到校园，实属无奈。

2012年的下半年，因为久咳不止，小申开始“徘徊”于北京各大“三甲”医院之间。北京医院、协和医院、北医三院，专治肺结核的北京胸科医院和解放军309医院，甚至是治肺癌的北京肿瘤医院，小申都跑遍了。各种检查做下来，都不能确诊导致咳嗽的病因。辗转一年后，经朋友推荐，小申找到了北京东方医院的呼吸内科主任史医生，希望能用中医方法先行调理，缓解病情。

“找到史医生之前，日夜不停的咳嗽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和工作，让我坐卧不宁，我甚至一度觉得自己得了抑郁症。后来每周把脉抓药，连续两个月后，我的咳嗽终于压了下来。然后我做了肺功能检查和气道激发试验，最终被确诊为咳嗽变异性哮喘。”小申向记者说了这样一个名词。“史医生对我说，自从雾霾频发后，他一年里新增患这种病的病人至少三四十个。这些人多数都是肺功能薄弱或者曾有旧患的，所以对雾霾更为敏感。”

当问及如何根治时，史医生对小申说，中医只能调理身体状态，西医也只能在咳嗽发作时，使用带有激素的哮喘喷雾来缓解症状。但这些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史医生建议上述敏感人群离开雾霾的环境。

“经常与我一同等煎药的一个阿姨，咳嗽时间比我还要长。为此举家前往新西兰，两个月后她与我联系说，不用吃药也完全不咳嗽了。”小申最终选择去加拿大多伦多附近的一所学校修读研究生。“我并不想移民，但国内空气、水源甚至是农作物的污染都太严重了。如果我毕业时，国内环境污染问题解决了，我是还要回来的。”小申对记者说。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环境污染成为近年来促使国人选择去国外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次调查中，就有七成的人将此作为主要的“离开理由”。

2013年，中国地质调查局的专家曾在国际地下水论坛的发言中提到，中国水资源总量的1/3是地下水，全国90%的地下水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据新华社报道，有关部门对118个城市连续监测数据显示，约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33%的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全国有80%以上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我国农村有近7亿多人的饮用水中大肠杆菌超标，1.7亿多人的饮用水受到有机污染，同时由于农药等化学物质的广泛使用，致使许多地方的地下水已经不适于饮用。

水利部曾经对全国700余条河流，约10万公里河长的水资源质量进行了评价，结果是：46.5%的河长受到污染，水质只达到四、五类；10.6%的河长严重污染，水质为超五类，水体已丧失使用价值；90%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

水污染正从东部向西部发展，从支流向干流延伸，从城市向农村蔓延，从地表向地下渗透，从区域向流域扩散。

2014年4月17日，历经八年调查后，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最终发布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整体污染形势不容乐观。其中耕地点位超标率为19.4%，比此前官方公布的1.8亿亩耕地被污染、污染百分比约为10%的数字高出近一倍，同时还有10.0%的林地和10.4%的草地被污染。

这是一系列极其沉重的数字。

由于生态系统的循环性，在水流和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可以通过循环污染土地和植被，进而进入人体，危及人类的健康与生命。

目前，中国土壤污染的地区分布大致是：南方重过北方，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重点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同时，公报也首次确认了重金属“镉”是中国土壤中的罪魁祸首。在占中国国土三分之二的630万平方公里被调查土地上，有7%的点位被测出镉超标。这不难让人联想到已经困扰中国十年之久的“镉大米”危机。

同时，原油、柴油泄漏，污水违法排放等事件不绝于报端。2005年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苯胺车间爆炸污染松花江，沱江银山段因企业非法排污导致江水被磷污染；2007年太湖爆发“蓝藻事件”；2010年大连新港陆地输油管线爆炸、油罐泄漏，福建紫金矿业铜矿湿法厂发生铜酸水渗漏事故，山西长治苯胺泄漏导致河水污染；2011年中海油与康菲石油合作的蓬莱19-3油田发生漏油事故，致使大约相当于渤海面积7％的水域被污染；2012年广西龙江河突发严重镉污染；2013年初，上海黄浦江内出现上万头死猪；2014年4月，兰州再次曝出大面积水污染，最严重时自来水中苯含量超标近20倍。

2013年6月，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团队出版的研究成果《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数字版），首次证实了癌症高发与水污染的直接关系。“口罩中国”、“抢水事件”等在一个又一个城市重复上演，“癌症村”、“致命水”的报道让民众不寒而栗。“污染”，既是中国过去经济发展模式的代价，也是现在生存发展遭遇困境的象征，这些灰霾和毒素将很多曾经在这片秀美土地上生活的国人，推得越来越远。

在采访中，近些年来风波不断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也成为了离开理由。

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立从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的全程监管机制、社会共治制度和可追溯体系，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这样的“描述”让身为两个孩子母亲的赵鑫有了些宽慰，但却仍然没能阻止她申请移民的脚步。

身在成都的她在电话采访中对记者说，“这几年发生在食品、药品领域里的各种‘门’或者‘事件’太多了。每天都不用特意去搜索，电视、网络里的新闻，甚至是手机里的‘段子’，关于某某食品添加剂超标、有毒或者致癌，某某药品造假、甚至致死等的消息从没间断过。移民的主要原因就是看完新闻我什么都不敢给家人、特别是孩子吃，我也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有力的措施，治理好现在这种到处是‘毒’的局面。但实际情况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打击一批又出现新的，感觉成效甚微。这样慢慢等待的日子太难过了。”

赵鑫的观点也许并非只是“个人感觉”。

在2013年“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列出了这样一组数字：201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诉制售有毒有害食品、制售假药劣药等犯罪嫌疑人10540人，同比上升29.5%，对785起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挂牌督办。

2012年中时，最高人民法院曾公布数字称，当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共受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案件688件，比2011年全年收案量高出近70%；受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330件，接近2011年全年水平。

再往前，2011年全国法院共受理危害药品安全犯罪案件405件，是2010年的2.75倍；受理危害食品安全案件367件，是2010年的2.16倍。

从这一组组数字来看，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案件数量一直呈现大幅度上升的态势，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是执法机构加大了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但为什么在从严执法的情况下，违法行为仍然屡禁不止，数量上甚至不减反增、涉及行业愈来愈多，其中更不乏行业龙头企业呢？

以近年来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聚焦的乳制品行业为例，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恶劣影响从三鹿公司逐渐蔓延到其他乳制品企业，蒙牛、伊利、雅士利、圣元、施恩等二十余个奶粉生产企业均涉及其中，中国乳业遭受重挫。2009年蒙牛“OMP”（造骨牛奶蛋白）争论和“乳品苯甲酸添加”又把中国乳品行业放到了“审判席”上。

在这之后，国内对牛奶检测的项目越来越多，把关越来越严，但消费者对这个行业的担忧有增无减：

2010年，甘肃、青海、吉林、湖南等地再现三聚氰胺超标的乳制品，圣元奶粉涉嫌致“性早熟”，多美滋奶粉也陷入了“疑致皮肤过敏”的负面新闻之中；2011年，仅是蒙牛一家就被查出旗下的某鲜奶产品中强致癌性物质黄曲霉毒素M1超标140%，雪糕中菌群总数和大肠菌群超标；2012年，南山5个批次的“倍慧”婴幼儿奶粉被查全部含有黄曲霉毒素M1，光明乳业先后因清洗液用碱水渗入奶制品，以及“酸败奶”事件向消费者两次道歉，蒙牛甚至发生了榆林某小学251名学生因饮用蒙牛纯牛奶（学生专用牛奶）致集体中毒的事件；2013年，四家中国境内进口商——杭州娃哈哈保健食品有限公司、杭州娃哈哈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和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进口了可能受到肉毒杆菌污染的新西兰恒天然集团产品（此事件后被证实为乌龙事件，）……

这些屡见不鲜的“负面新闻”引发了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针对蜂拥而至的大陆游客购买奶粉的“限购令”。在这看似“蝴蝶效应”的连锁事件背后，是整个乳制品行业，甚至是国人整体性的悲哀。

在采访中，记者通过每个被访问者的叙述，遗憾的整理出了一系列通过食品、药品安全事件而被公众创造或者认识的“新名词”：大头娃娃、苏丹红、地沟油、瘦肉精、染色馒头、牛肉膏、毒豆芽、反式脂肪酸、甲醛毛血旺、塑化剂、毒胶囊……

一系列的新闻和事件，让很多国人熟知的知名企业，如双汇、娃哈哈、立顿、蒙牛、伊利、茅台、酒鬼酒、五粮液、汇源、农夫山泉等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

“我们每天都在‘被科普’化学知识，就像生活在化学实验室中。移民就是不愿每天生活在担心和恐惧之中。”赵鑫最后感慨的对《中国民商》的记者说。或许我们不难理解他们的选择。当食品、药品这些最基本的生存必需品安全得不到保障时，没有一个人会甘愿冒着“吃遍化学元素周期表”的风险，让自己和家人的生命断送在舌尖！

在陈聪向记者介绍全球房价时，屡次提及一个国人并不陌生的概念——学区房。事实上，它不仅是近年来中国人选择海外置业时最为重要的考量目标，也间接反映着年青一代的中国人为什么最终选择“离开中国”的现实问题。

这些年来大学扩招、毛入学率急速上升，但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因为水涨船高，录取研究生或者就业招聘的条件也愈来愈多样，看是否名校毕业，学校是否为985或者211大学；同样是这些学校的毕业生，还要拼学分绩点、竞赛得奖、实习经历、社团工作、技能资质，甚至户籍相貌、家庭条件、社会关系等等。于是竞争越来越提前，从大学、高中、初中、小学，已经提到了幼儿园。

即便这样的竭力准备，中国的教育仍然回答不了那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更让中国的家长难以接受的是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201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达到699万，被称作“史上最难就业季”。2014年毕业生人数更是达到创纪录的727万，连同上年度未找到工作的毕业生，预计新增就业人数可能要超过900万。

在社会企业“招工难”的情况仍然大量存在的对比下，太多的高校在不断重复生产着这个社会并不接受的“产品”，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不容忽视。

王希看到姐姐一家因为外甥即将高考的压力闹得家无宁日、家长歇斯底里、孩子身心俱疲，想想才上小学的儿子还要面对“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就业等一系列几近“残酷”的压力，一家人开始考虑移民

与陈聪的说法相印证的是，虽然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41.39万，比2012年增长了3.58%，这是留学人数保持两位数增幅五年后，增速首次明显回落，但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本科及以下学历就读人数增长仍然迅猛，且低龄化趋势明显。约80%的国人表示在能力许可的情况下，愿意更早的计划投资、移民或者直接将孩子送到国外上学。

在美国实施的“十万人”中美学生之间的交流计划，加拿大推行SPP计划（学生合作计划，旨在吸引更多国外学生来加拿大接受教育），新西兰的梅西大学，坎特伯雷大学承认中国高考成绩，欧洲公立大学一律免除学费、更为学生提供600多种奖学金等利好政策的“诱惑”下，回首看看高考的独木桥和人头攒动的就业市场，一向秉持“一切为了孩子”的中国家长怎么能不心动呢？

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曾把征税的艺术概况为：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但如今在国内，普遍流传着一种调侃的说法：征税就是“见鹅就拔毛”的过程。

前不久，李克强总理在海南询问码头工人工资时，对方回答：账面工资是8000多，包括公积金、社保、风险金等，发到手上的是4000多。面对收入被“腰斩”，网友提议将“个人所得税”改名为“工薪阶层税”。

根据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个人所得税6531亿元，比上年增长12.2%，高于绝大多数国人的工资涨幅标准。有机构称，在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中，近2/3来源于中低收入家庭。而且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与家庭中有无子女、子女多少等毫无关系，这与全球大部分国家的规定完全不同。

中国税负的沉重是被公认的。更多的税负压力也体现在种类繁多的间接税上，比如增值税、消费税、关税、营业税、土地出让金等等。

2014年2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报告称，中国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2.9万亿，人均宏观税负接近万元。对此，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称，如果计算全国财政收入，将土地出让金等其他收入加起来，人均要达到一万五千元以上；如果综合农村与城市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平均下来，政府拿走的收入比可支配的收入还要高一些。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几年在收入没有明显上涨的同时，花销却连年增加。从2010年开始，物价水平开始明显攀升，CPI同比上涨幅度最小的年度在2.6%，最大增幅时达到5.4%。在大部分一线城市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3500元工资，在目前的实际物价水平下，只能算是低收入，仅能解决温饱，如果家庭里有老幼需要供养，很容易就会陷入到入不敷出的困境中。

“我想离开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物价高、工资低，交通拥堵，房价高企，去医院挂号越来越难、看病排队时间越来越长，每年都传闻要开征房产税和遗产税，而且起征线一次比一次低。”董肖对《中国民商》的记者说，“见过网上流传的那个中国最牛小县城的段子么？物价贵得跟纽约曼哈顿似的，工资少得跟非洲似的，菜价涨价跟愚人节似的。这就是现在大部分人生活的现状。如果你买过车、买过房、办过企业，就知道生活在中国，办个事情何其繁琐。我想离开的原因很简单，压力太大、活得太累，我只是想让生活质量更高一点。”

2014年，搜狐与华夏银行联合推出了“中小企业生存状况调查问卷”，参加调查的416家中小企业中，有63.94%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并不乐观，50.72%的企业对自身未来一年的总体运行状况表示并不乐观。有69.47%的企业表示，不会在未来一年里继续投入资金，进行设备购买、企业扩张。

最近几年，由于改革红利、人口红利的逐渐衰减，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虽然经过几年的生存“挣扎”，大部分中小企业对经济放缓早有心理准备，但2014年GDP增速目标设定为7.5%，还是让很多人感到了压力，最终，有一部分人选择要“结束企业”，在东莞经营多年鞋业制造生意的陈家瑞就是其中一员。

“原材料、劳动力和营销成本上升，企业税费负担沉重，内外需不振、业务萎缩，企业资金短缺、融资难、经营难，这些都是我最终选择结束生意的主要原因。无论中央政策怎么制定，但现在为止，像我们这样的中小型企业融资还是主要以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为主，两者的占比几乎相当。我们没有其他的融资渠道，有些企业没有担保，现在政府没有什么有利的扶持政策，利润低、利率却很高。”陈家瑞说。在他的工厂周围，原本有二十几个中小型加工企业为当地几家国内知名运动服装品牌做配套，现在还在经营的已经寥寥无几。

对国内制鞋业比较了解的陈家瑞对《中国民商》记者介绍说，之前在东莞的很多台资鞋厂近一半已经转移到东南亚。仅在柬埔寨投资的中国鞋厂就有40多家。“柬埔寨当地地价便宜，劳动成本也比东莞低许多，东莞制鞋工人月薪已经到了4000左右，还时常出现招工荒。东南亚的制造运营成本确实比国内低了很多。”

同时，据媒体和多家上市公司公布的信息来看，如耐克、阿迪达斯、H&M、ZARA、优衣库等国际大牌，早在几年前就完成了在东南亚的布局，而目前国内的服装纺织上市公司也在转移订单。此前，鲁泰纺织宣布投资800万美元在柬埔寨新建年产300万件衬衣加工厂；宁夏中银绒业通过受让柬埔寨鑫旺针织股份有限责任公司91%股权的方式，实现在柬埔寨设厂；百隆东方（色纺纱）、华孚色纺（纱线）等上市公司也均在越南投资设厂。

为耐克、阿迪达斯等知名运动品牌代工的制鞋巨头、全球最大的制鞋商宝成工业从2012年开始减少了在国内的51条生产线，近期又停掉了在东莞、中山等多条珠三角生产线，陆续将产能转移到印尼、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而中国最大的女鞋生产基地华坚集团更是于2011年开始投资埃塞俄比亚，将一部分“中国制造”变成了“非洲制造”。

有数据显示，从2005年至2010年，中国工资的涨幅已达69%，同样条件下，越南的生产成本比中国低15%至30%。此外，人民币升值也侧面导致了外企或者出口型企业生产成本的全面上升。更多的外资企业，如摩托罗拉、沃尔玛、卜蜂莲花、雅芳、宝洁等大牌公司裁撤中国部分机构的主要原因则可能是因业绩不佳的减负之举。

然而陈家瑞对记者说，外资企业逐渐离开是必然的，民营企业的境遇才更艰难。

“大家都说2008年以前外资企业一直享受着‘超国民待遇’，我觉得这个‘国民’更多应该是指‘民营’。”

陈家瑞口中的“超国民待遇”是指2008年以前国内对外资企业实行的“两免三减半”政策，即从盈利年度起2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33％的企业所得税，加上减免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附加税等，外资企业可减免接近40％的税负，这意味着，其比国内企业拥有40％左右的成本优势。国有企业在“资源”上的优势也是民营企业不能相比的，因此民营企业在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2008年后，虽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为25%，2010年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也宣告统一，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宣告终结。但根据2012年底发布的全国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数据显示，2011年度，内资企业实际税收负担率由2010年的22.87%下降到22.70%，外资企业实际税收负担率由2010年的19.25%提高到20.46%，实际税负率平均上仍有2.24%的差距。

“大企业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只是家小企业。其实也不是一定坚持不下去，只是坚持下去太累，变数也太大，没多大意义了。”结束工厂后，陈家瑞带着妻子和女儿，投奔早已在法国定居多年的父母，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政策的限制，增加了民营企业的时间成本和市场风险，同时政府也丧失了对移民企业家监管的权力。马云曾吐槽说，“打败你的可能不是技术，而是一份文件。”现在看来，似乎有些一语成谶的意味。“一纸文件”让很多原本希望企业“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家无可奈何，企业的未来还未可知，但自己的国籍却率先“走了出去”。

“在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国有企业最多受到政策优待，然后是外资，最后才轮到民营企业。”陈家瑞说。“企业家的离开，有时是被逼走的无奈。”

事实也正暗合了他的观点。

在中小型企业生存举步维艰，大型民营企业发展被受限制的同时，国有企业在经济放缓、众多行业衰退的情况下，仍然背靠政府大肆“进补”。

2013年，中国石油(601857，股吧)收获了A股补贴王的称号，一年间共获得财政补贴103亿，占其1422亿净利润的7%。这只是多年来“习惯成自然”的一个缩影，近十年“两桶油”共获得国家财政补贴1258亿。2007~2008年间，它们曾因“炼油企业亏损严重”获得763.49亿元的补贴，而彼时地方民营炼厂却从未享受炼油补贴。

当然，其他国有上市公司也不甘落后。截至4月15日，在A股发布2013年年报的1686家上市公司中，有1559家获得政府补贴，占比超过90%。本来应该用于支持特定项目或者扶持新兴企业、促进创新型产业发展的政府补贴，大部分进入了国有上市公司的口袋。数据显示，近三年来，排名补贴额度前十名的上市公司中，央企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

这样的政策环境，甚至是法律环境下，对本来应该是市场经济中坚力量的民营企业家来说，日子充满压力、不安，甚至是焦虑。

我们承认，在缺乏透明与监督的体制下，拥有巨大权力的官员以权力换取利益的寻租是必然；需要审批或资金的企业，在法制不健全、灰色地带盛行的社会里，以金钱攀附权力也是必然。因此，确实有很多追求经济利益的企业家在共享权力盛宴后，也会被深深卷入政治博弈的漩涡，无法自拔。比如王益与魏东、周宏；陈良宇与张荣坤、周正毅；陈绍基、郑少东、相怀珠与黄光裕；刘铁男与倪日涛；刘志军与丁书苗。但或许换个角度来看，从不放弃掌控市场的政府，将失去监督的权力赋予一群凡人，因此，他们之中的一个或几个，用手中的权杖去“吸引”权力与金钱的奴隶。这是体制的恶果，不能由个别人完全承担。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也许很多“合谋”的内情并非我们所知那样。

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在经历“重庆打黑”之后，国内的企业家开始进入群体性焦虑之中，关于“商人本分是什么”的争论席卷而来。

然而这样的讨论，并不能阻止那些担忧自己和家人财产，甚至生命安全的企业家，开始将私有资产向海外转移，有些人干脆举家移民海外。那一年，曾有一次200多名民营企业家集体“出走”加拿大的举动，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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