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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当前最急迫的三个问题——国家的方向感、精英的安全感、老百姓的希望感...

（本文来自南都观察）

这可能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最让人困惑的一个时期

今天，我们是带着一种焦灼和困惑的心情来讨论中国改革和未来走向问题的。

最近我一直在说，这几年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最让人困惑的一段时间，而且这个困惑好像跟原来有点不一样。

过去的三十多年我们有时候也有困惑，但那时候的困惑好比是：我们在一条很明确的路上走，但是中间遇到了困难，遇到了障碍，尽管如此，我们心里是清楚的，只要克服了这些困难，排除了这些障碍，接着往前走就是了，路是明确的。

但是这次有点不一样，这次就像我们在戈壁上、在沙漠里开车，前面的路都是很明确的，但是走着走着路没了，前面是一个沙丘，车辙沿着不同的方向走了，有深有浅。那哪条最后可能就走得通，可能就是一条路，哪条可能走不通，它根本就不是路呢？现在我们都有点弄不清楚。

有比改革更现实、更眼前、更紧迫的问题

所以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空前困惑的状态。怎么来看待这些困惑？怎么从这个困境当中走出来，今天下午大家谈的都是这个，这当中最核心的词就是“改革”。

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哪怕是那些最具体最眼前最现实的一些改革，都会让人感觉离我们很远很远，更不用说那些深远深层次的改革了。那些深远深层次的改革设想，有时候听起来都如梦幻一般的感觉。

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改革的前面还有别的东西。这些东西不解决，改革就无从谈起。比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启动，是因为当时有个思想解放运动，没有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后来30年的改革。我们现在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那些最现实的、最眼前的、最急迫的问题不解决，改革就无从谈起。

最现实、最眼前、最急迫的是什么？我想从最虚的层面来说，就是三方面：第一个是国家的方向感，第二个是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第三个是老百姓的希望感。我觉得这三方面现在如果没有一个最基本的答案，没有一个最基本的框架，别的改革根本就无从谈起。

最关键的是国家的方向感

现在大家都在焦虑经济上的不景气，我去过很多地方，明显感觉到，哪怕在很偏远的地方，这种萧条感都明显地存在。但实际上，现在不仅仅是经济萧条的问题，在经济萧条的背后，是社会在停转，体制在体转，甚至政府在停转。当然停转是夸张的说法，准确的说是转得慢了。有的地方是明转暗停，虚转实停。像抄党章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红红火火，而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的东西，则是转得很慢。

有人说，这是反腐败造成的怠工现象，我认为，是有这个因素，但不完全是这个因素。有的干部说，现在不知道怎么干，一干就出错。

这后一个原因说明什么？说明的是国家的方向感问题。在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有过顺利的时候，有过不顺利的时候，但是无论是顺利的时候还是不顺利的时候，哪怕是受到挫折的时候，国家的方向感，即国家朝着什么方向走的问题，从来没有模糊过。朝着什么方向走？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走，经济上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走，政治和社会朝着民主、法治的方向走。

但在最近的一段时间，这个方向感却有些模糊了。一段时间里，人们甚至有一种文革卷土重来的感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国家的方向感觉模糊了。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虚的问题，单就对经济的影响来说，都是很明显的。

这个方向感是最重要的，如果中国现在国家的方向感不明确，什么改革，什么转型，我觉得根本都谈不上。所以，首先要解决方向感的问题。而解决方向感问题，按照道理来说其实没什么可难的。十八大之后我们曾经开过两个很好的会，出了两个很好的文件，一个是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当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地方，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另一个是四中全会，法治，依法治国。问题是要真正朝着这个方向走。

与国家方向感相联系的是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

在法律的意义上，在人格的意义上，人人都是平等的。这当然没错。但同时我们得承认，不同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什么是一个好的社会？一个好的社会总得让最能干的这些人脱颖而出，当然同时要规范他们，使他们的行为更有利于社会。改革开放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之前比，一个重要的变化就在这里。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你可以找出种种原因，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最能干的人有了机会，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但在最近的几年中，与国家的方向感模糊相伴随的，是相当一批精英在跑路，资金在外流。现在跑路最明显的，一个是有钱人，一个是有知识的人。甚至一些很温和的人，对体制很认同的人，都在开始跑路。没跑的，也是人心惶惶。这背后，就是精英的安全感问题。

我与企业家有不少接触，他们作为生意人，而且他还得负责一帮人吃饭呢，当然得努力经营企业，得寻找机会。你能明显感觉到，很多人寻找的都是短期机会，一些长远的规划，长远的投资，不愿意考虑了。为什么？因为看不清这个社会将会怎么走，甚至在担心自己的财产安全。

因此，现在经济要走出困境，精英上层的安全感非常重要。而安全感最基本的保障，是法治。临时性的政策倾斜，甚至一些重视民营企业的举措，都已经不能解决问题。

老百姓的希望感不能破灭

应当说，在十八大前后，老百姓应该是充满着希望的。在那之前多少年不作为，问题已经积累的越来越多，有的已经积重难返。人们期待有一届新的班子，能够有魄力，有能力来面对这个问题。十八大之后，打老虎、反腐败，更进一步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但要看到，在最近一两年中，社会的心态，老百姓的心态，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甚至对反腐败，也是什么样的说法都有了。

这个情况又与经济周期碰到了一起。我最近走访了一些地方，包括农村。据我所见，有相当一部分地方，去年农民的收入是减少的。比如河北，前年玉米的产量是一块二，去年只有七毛多不到八毛。农民的收入怎么可能是增加的？按照有关报道，去年仅粮价这一项，农民减少的现金收入就有一千多个亿。而按照目前整个经济形势，农民打工的收入也不可能有很大增加。

城市呢?去产能，涉及到几百万人的转岗甚至失业下岗问题。客观地说，这次涉及到的人比90年代中后期那次要少，政府准备的条件比那次要好，但毕竟涉及到几百万人的生计问题。

要给人们对未来的明确稳定的预期

上面这些问题，说起来都是对未来的预期问题。要看到，在社会转型期，形成对未来明确而稳定的预期，是至关重要的。

预期问题只有放到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脉络中才能清晰起来。我不太同意现在改革往前走不动了、停了的说法。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过去的两个三十年的路基本上走完了，其潜力基本上释放完毕。我不想谈论如何评价两个三十年这样敏感的话题，我只是想说，从客观的情况来看，这两个三十年的潜力释放完毕了。现在不是简单地按照哪个三十年的道路往前走的问题。

现在社会要进入一个新的三十年。这个新的三十年应该建立在过去那两个三十年认真反思的基础上，从而提出具有一种超越性理念。这个理念，应当体现出对过去两个三十年的继承与超越，应当体现出13亿人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应当体现出人类的普世价值，应当体现出人类进步的共同方向。这几年我一直在强调公平正义的问题，就是想对这个问题有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