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和政客们让你失望时，只能被困在原地和可以逃脱出去绝对是有区别的。

　　根据“政治人格项目”（Political Persona Project）的最新民调，高收入者认为世界变化太频繁和太快的可能性仅仅是低收入者的一半，而低收入者对社会感到失望的可能性是高收入者的两倍。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对2600名澳大利亚人的调查结果按照收入、教育程度和年龄把澳洲分为“有钱人”和“没钱人”的世界。

　　31岁的蕾切尔（Rachel Katterl）是所谓的“有钱人”之一。这位资深卫生政策分析师硕士毕业，在Bronte海滩附近的一栋独立屋里跟人同住，年薪近10万。蕾切尔自称政治上“左倾”，并对澳大利亚的政治局势感到失望——有75%的澳洲人有此想法。

　　但是，与许多不那么幸运的同胞相比，当整个政治和经济形势变坏时，蕾切尔可以缩进自己的小世界，并找到乐观的理由。

民调结果显示，富裕人士对生活的掌控感更强。

　　低收入澳人——年收入在1.56万元到5.2万元之间——对社会失望的可能性是富人的两倍，有36%的低收入澳人对社会失望，但年收入9.1万元或以上的人只有17%对社会失望。他们认同“一切都变化得太频繁太快”的可能性也是富人的两倍。近50%的低收入者这么认为，而高收入者只有26%。

　　悉尼大学的政治社会学教授弗洛蒙（Ariadne Vromen）说：“富人能够适应变化，是因为他们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他们有可支配收入，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购买新技术，甚至可以购买更多教育和培训，而且他们本身就是社会领导者，许多社会和经济变化就是由他们推动的。”

　　弗洛蒙把这归结为一种掌控生活的感觉，经济上更强大的人对未来的掌控感也更强大。这种掌控感也呈现出年龄和教育程度的差别。年轻人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更有可能对变化感到坦然。例如，高中毕业的人中有52%认为一切变化得太快太频繁，但只有27%的大学毕业生这么想。

　　然而，研究发现，年轻的成年人是所有年龄组中最悲观的，逆转了以前研究的长期趋势。18-24岁的人中有近45%同意或非常同意“我对社会感到失望”的说法，而55岁及以上的人则为25%。

　　只有49%的年轻人不同意或强烈不同意“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未来”的说法，相比之下，65岁及以上年龄组有超过70%表示不同意或强烈不同意。

　　弗洛蒙教授说，澳大利亚和全球年轻人的悲观主义都在上升，这是对贫富差距扩大，买不起房和工作无保障等现实的反映。

　　另一方面，年轻人也是所有年龄组中最不可能支持寻求庇护者的。在拥有大学学位的人中也是反对者多于支持者。

　　而在城乡差别方面，生活在州府城市以外地区的人有76%同意或非常同意“政客们忽视乡村及乡镇地区人民”的说法，而州府城市只有57%。

　　研究还表明，乡镇地区的居民更有可能对未来感到悲观。

文章摘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