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娱乐专稿（文/杨时旸）

一条科学界的新闻默默攻占了很多人的朋友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杨振宁和姚期智已经放弃外国国籍，成为中国公民，并正式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显然，那些转发和议论的普通人，并不关心杨振宁和他们不太熟悉的姚期智在晚年到底还做出了哪些学术成果，或者推动了哪些科研进步。人们在乎的是他们放弃了“外国国籍”而变成了一个中国人这件事。这种国籍的转换，仍然会触到某些人敏感的神经。

不同心态的人们对于这条消息有着完全迥异的解读。比如，有的人认定，这是又一桩中国大国崛起的证据，而有些愤世嫉俗的人们则觉得，以这两位科学家所处的地位来说，国籍对他们而言早已经无所谓，更何况他们的子女都在国外。他们加入中国国籍不过是使现实生活更加便利。当然，还有会用“落叶归根”进行慨叹。

我不得不承认，这条新闻之所以能够刷屏，是因为一个重要的背景——那些刷着朋友圈的看客们通常还都梦想着早发财早移民。绝大多数中国公民还是认为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准、财务负担、环境等等仍然优于中国，而这两位科学家却选择逆向回归。这其中的况味非常微妙。

其实，无论学术界还是文艺、体育界，这几年，外国公民选择入籍中国的事已经屡见不鲜。除了杨振宁等诺贝尔奖得主的顶级学者，早些年回国的科学家饶毅等人也已经回归了中国国籍，而在不久前在奥运会上创造中国赛马运动历史性成绩的运动员华天，也是从英国国籍转为中国籍的实例，更不要提言必称“国家”的功夫片明星成龙，他曾多次表示过，“不但我自己是中国国籍，我还要我的家人孩子都变成中国籍。”而人们也确实发现，房祖名在一些节目的片尾演员表上已经不见了外籍的注释。

对于外国人入籍中国的情况，各有各的原因，有一些是出于工作需要的便利，比如很多已经将工作重心移到中国大陆的演艺明星，在对合拍政策、签证条件等进行综合考量之后，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成为一个持有中国大陆护照的普通公民；而有一些则出于更加实用主义的考量，比如马术运动员华天，他原本只是有着一半中国血统的英国人，无论教育还是文化习得都与中国本土没什么关系，甚至他的中文水平也只是可以简单寒暄罢了，以他的水平，在马术运动发达的英国不太会有机会能够出征奥运会这样的最高级别赛事，但如果转为中国国籍，则能够脱颖而出。这无论对于他本人还是对于想推广和发展这项冷门运动的中国来说，都是利好。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他选择加入中国国籍并代表中国出征奥运会，更偏向于某种策略。

人们对于变换国籍的敏感，其实还是因为在很多人的惯性意识中，认为国籍本身首先所涵盖的是政治意味。其实，国籍的政治内涵，伴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在来去自由的世界中正在渐渐变得淡漠。反而，国籍身上附着的经济属性却在不断增强。

中国人如今对于国籍问题仍然敏感，是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在1949年之后，中国的第一位外来移民是阿拉伯裔美国人马海德，他于1949年加入中国国籍，并协助中国致力于麻风病和性病的研究。在那之后，陆续有数位外国人纷纷加入中国籍。彼时，这些人的选择更多的是出于某种“革命友谊”。冷战时代，国籍的选择首先意味着对于意识形态的抉择与认同。如今，残留的敏感，显然来自于那个非常时代的惯性。实际上，现在对于国籍的抉择，除却难民等特殊境况以外，更多的都是出自经济和文化选择，而非政治表态。

多年以来，“入籍”这件事之于中国人，几乎都意味着“出走”而不是“归来”。1949年之后的出国潮发轫于1980年代。1985年，中国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大批学生开始走出国门。而在那之后，除去留学之外，其他形式的出国也陆续展开。无论是1990年代初的电影《大撒把》还是日后红极一时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都精准地切中了彼时出国潮中人们的微妙心思。

而多年之后的今天，精英和富人群体又开始了以布置海外资产为模式的新型移民。1980年代开始的出国潮和移民潮，带有某种国门初开时，见识广袤世界的冲动和希冀，在长久的禁锢之后，人们迫切地希望能够看到和切身体会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世界。而如今，无论是技术移民，还是投资移民，那些变换国籍者都是出于更加理性的考量，就如同那些回归中国国籍的人们一样。

与美国等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不同，中国并不属于移民国家。只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走强，中国开始成为了一些人选择定居地的目标之一。这是一件好事，它意味着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日益正常化的交互。人们可以离开这个国家去往一个自己更适合的地方生活，同时，这里也可以容纳和欢迎其他国家的人到这里定居和工作。

迁徙自由是人们的基本权利，那不只意味着在自己国土内的迁徙，也意味着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自由迁徙，人们有权利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国家定居，无论出于怎样的原因，都应该被尊重。有一天，人们对于任何人归化中国国籍或者某个中国名人成为外国公民都不再感到新奇或者焦虑，那才是更加正常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