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名校的录取政策要变天了！

麻省理工学院：

可填写的课外活动从原来的10项减少到现在的4项；

9年级之后才开始的课外活动不允许再添加上去；

文书话题新增“请描述你是如何为所在社区做出贡献的，可以是关于家庭、学校和邻里”。

耶鲁大学：

可填写的课外活动只能有2项；

文书话题新增“回顾一下你曾经为家庭、社区或公共利益做出的贡献”。

这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会有很多大学随之响应，而这一切的改变源于一份报告。

2016年，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推出了名为“Turning the Tide: Inspiring Concern for Others and the Common Good through CollegeAdmissions”（力挽狂澜：通过大学录取政策来激励学生关心他人和公共利益)的报告。

而这份报告又源自于哈佛大学Richard Weissbourd教授一项进行了十来年的研究。他让来自美国各地的1万名中学生排列出什么是对他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研究结果显示，将近一半的学生认为成就最重要，30%把追逐幸福快乐当作最高理想，仅有20%多一点儿的学生觉得应该把关爱他人列为人生目标。

Weissbourd教授非常震惊。他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正值美国民权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那时的大学生（多数是白人）并没有只考虑自己群体的利益，而是站在了反对种族隔离和社会不公平的前列。在接下来的反越战运动中，大学生更是成了急先锋。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些未来的社会精英本应心怀天下，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可是当下他们却只专注于如何攫取更多的个人利益。那些不计个人得失、关注弱势群体的大学生仿佛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难道如今关爱他人成为小众的价值观了吗？

“优秀”的常春藤绵羊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无独有偶，耶鲁大学的William Deresiewicz教授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2010年，包括哈佛、普林斯顿和康奈尔几家顶尖名校约三分之一的毕业生选择进入金融业或咨询业。一些领域几乎完全被唾弃了：神职人员、军人、参选从政，甚至是学术这一行（包括基础科学）。如果你因为想成为下一个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而从名校辍学，大家觉得你很酷；但如果你名校毕业后去当社工，人们会认为你很可笑。”

Deresiewicz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一路从本科读到了博士，之后又在耶鲁大学执教，可以说他本人深谙常春藤这类美国顶尖高校的套路。他用“优秀的绵羊”来形容常春藤盟校里的未来“精英”：他们都很聪明勤奋，似乎时刻都保持斗志昂扬精力充沛，但同时又总是感到焦虑、压抑和茫然，缺乏好奇心和理想，他们只是在人云亦云的价值观裹挟之下，盲目而又顺从地向着一个方向前进：华尔街上的金融或咨询公司。

环球同此凉热，这并不是美国大学独享的困境，中国也面临一样的问题。

2008年，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在北大110周年校庆之际，表达了对中国教育的担忧：“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比如芮成钢。他的故事我就不必讲了，大家都清楚这个本来风华正茂、前途似锦的“精英”是如何迅速自我膨胀直至身陷囹圄的。

比如曾被高晓松炮轰的梁植。本科法律，硕士金融，博士新闻传播，从唱歌到英语演讲再到主持，获奖无数，即使在清华这样的名校中梁植也算得上是风云人物。然而他纠结的却是“我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正如他清华师兄高晓松炮轰的那样，作为一个中国最好大学出来的博士，梁植却依然找不到自我定位，找不到理想与激情，更别提本应成为国之重器的那份责任，简直“愧对清华十多年的教育”。在三个热门但完全不同的专业中转换，读到博士却没有学术追求，这些似乎也说明了他并没有真正的兴趣和理想，专业和学历不过是他在不断为自己的优秀加码罢了。

居高不下的自杀率和高校“空心病”

也许，有的家长会认为，别讲什么大道理，也别谈什么诗和远方，我们没那么高尚的情操，只要孩子过得好，不给社会添乱，不就挺好嘛？

且不说，如果人人都这么想，那在一个冷漠自私的社会中，其实没人是能独善其身的。即便只关心自家孩子，当追求金钱、名望和地位成为唯一的价值观，而不考虑个人差异化的兴趣和能力所在，那孩子恐怕也过不好这一生。

永无止境的课业压力，无处不在的过度竞争，一个个难眠的夜晚，一张张迷茫的脸庞，这就是名校学生的生活写照。他们像鸭子一样，水面上的部分要显得悠闲自在，学业、活动、健身和实习都要光鲜亮丽，水面下鸭掌是如何拼命划动就只有自己知道了。

美国名校居高不下的自杀率也是因此而来。

（1100个书包象征着美国每年自杀的大学生人数，这个展示跨越全美各个校园）

2014年，年仅19岁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大一新生Madison Holleran从学校停车场跳下，自杀身亡。她生前是个非常漂亮和阳光的女孩子，曾获得新泽西州800米田径比赛冠军，甚至来没来得及交个男朋友。她觉得只有3.5的GPA不够好，她觉得跑不过大学田径队的队友，她再也享受不到学习和跑步的乐趣。“她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朋友回忆道。

而在刚刚过去不久的周日，2月12日，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中国留学生刘薇薇在公寓中自杀身亡。她留下的遗言中写道，“生存还是死亡，理由有且只有一个，就是自己本身值不值得生存”，换句话说，她选择自杀的原因是她找不到生存的意义。

不只美国学生，或者在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有这样的问题，中国大学生也一样困惑。

2016年，北大心理健康咨询师徐凯文在 题为《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的演讲稿中提到“北大四成新生认为活着没有意义”、“ 30%北大学生厌学”，正是因为他们都患了一种“空心病”。这种心理疾病的主要特征就是不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对这个世界丧失了好奇心和热情，常常觉得孤独和迷茫。

其实，归根结底，压力本身并不是罪魁祸首，缺乏热情和理想支撑的压力才是。

我写过享誉世界的华人侦探李昌钰的故事。他赴美重返校园时已经30多岁，除了要在两年之内完成繁重的本科学业，还要同时打三份工，每天睡觉的时间不足4个小时，压力不可谓不大。而赴美之前李昌钰已经是台湾最年轻的警官，如果为了名利金钱，他没有必要去美国过苦日子，还选了一个并不热门的专业。刚为政府工作时，因为不受重视，连办公室都是卫生间改造的。可凭着对刑侦法医学的热爱，他一路走到了美国警界华裔最高职位，现在80多岁还坚持工作。（参考：传奇母亲：丈夫丧生于太平轮事故，她独自培养了13个博士,包括美国警届华裔第一高管）

我还写过全球人工智能领军人物李飞飞的故事。她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期间也要兼职赚钱，还要帮家里经营洗衣店的生意，同样是面对多重压力。如果为了名利金钱，她可以一毕业就去华尔街，要知道高盛可是主动向她抛出过橄榄枝。而且，她开始人工智能方面研究时，这一领域并不像今天这样火热，一度她的实验室既招不到人也拿不到经费。可正是因为李飞飞认为人工智能的研究是对人类有意义的，她才能在重重压力之下坚持自己的理想。

再讲一个故事。

许渊冲，北京大学教授，精通中、法、英三种文字，从事文学翻译长达六十余年。2007年老人家86岁那年被诊断患有直肠癌，医生说最多能存活7年。而如今，96岁的他依然精力充沛、斗志昂扬地坚持翻译，每天甚至工作到凌晨三四点。他为自己定的“小目标”是，如果能活到100岁，他希望能翻译完剩下将近30本的莎士比亚作品。是什么在推动这位老人在耄耋之年还如此勤奋？当然不可能是金钱，也不可能是名望和权力，他的答案是，“人生的最大乐趣是发现美和创造美，这种乐趣是别人夺不走的”，工作之于他已然不只是工作，而是自己喜欢做的事。

所以说，压力大不是事儿，没有热情和理想才会让我们心力交瘁。

变革，录取政策才是指挥棒

也许，有的家长会问，你说的道理我都懂，可要是按照孩子的兴趣随便搞，进不了名校，将来找不到好工作谁负责？

跟我们国内高考一样，口号喊得再响亮都是没用的，只要高考这根指挥棒不变，人们都不敢越雷池一步。毕竟，谁也承担不起“万一”的机会成本。这也是我文章一开始提到的哈佛大学这份报告的意义所在，它知道光说“大学要录取关爱他人的学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当这样的理念能真正影响大学录取时，人们才会重视。

目前这份报告已经得到超过120所大学和学院署名支持。这些学校既有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这些常春藤盟校，也有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些顶级私校，当然更不乏公立名校的背书。

除了像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这样从课外活动数量上进行硬性限制以外，各所名校的录取理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富裕家庭的孩子花父母钱飞到世界各地，在欣赏异国风情之余，做一两个星期的义工，已经不再认为是有意义的课外活动了。参加五六个俱乐部，甚至自己创办一个假大空的俱乐部，也很容易被录取委员会识破套路。

名校会更愿意看到申请者因为兴趣爱好长期沉浸到某项课外活动中，而不是只有一两周的短暂行为；会鼓励学生从细微之处去关爱他人和社区，而不是跑到千里之外修房子。比如，为减轻家庭负担去做兼职，帮助父母照顾年幼的弟妹或者年迈的祖父母，有真情实感和反思，反而更能打动录取官。

另外，像AP课程也不再是多多益善，而是应该尽可能体现出来学生的兴趣和特长。比如，你可以把你最喜欢的物理AP课都修满，但没必要历史、生物、化学、英语面面俱到。

目前在美国，有很多人支持哈佛大学的这份报告，也有人在质疑它是否能真正实施。

可能，这样的倡导暂时还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法撼动既得利益者。但有一杯水总比没有水强，万一，哪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