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移了么？”

不知何时起，移民成了餐桌和聚会上无法回避的话题，声浪逐天。

有网友调侃道：“不是说好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大家一起富起来呢？先富起来的特么全移民了？”还有不少网友感慨说：“贫贱不能移啊！”

记得著名导演贾樟柯曾经发微博透露：“昨天聚会才知道，在坐的十几个朋友除我之外，都办了或正在办移民手续，这让我非常震撼。”当时也曾引发不少网友热议。

改革开发三十余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成就了迅速壮大的富人阶层，但社会的不安全感、群体对钱权的狂热追逐以及教育体制的严重失败，让此时的他国，似乎成为逃离的最好方向。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中国外海侨胞的数量已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如今，对于几乎所有一线城市中产阶级而言，一个集体感受是，每个人身边都有起码一个朋友正在或已经办理了移民。

越来越多的人，以奋斗的名义，以未来的名义，而选择了移民。原本应该是一个社会支柱的财富和知识精英，纷纷选择远走他乡。他们带走的，不仅有他们自身数十年发展所累积的智识和财富，更严重地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带走了这个社会的灵魂，带走了那种激励个体奋发向上并努力改造社会的精神。

水、空气和阳光，这三样东西一直被认为是大自然赋予每个人最平等的礼物。在中国雾霾日趋严重之时，雾霾已不仅仅是环境问题，逃离雾霾似乎会促发中国第四次移民潮。

有数据显示，2010年时中国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数量已超过4500万。仅是2012年，获得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个国家永久居留权的中国人总数就达到了15.2万人。与此同时，像刘余新这样准备移民的国人数量仍在持续增长。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公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显示，截至到2013年，中国海外移民存量已达到934.3万人，23年增长了128.6%。中国已经从1990年的全球第七大移民输出国，上升为目前的第四位。

然而远离故土对大部分仍有着深厚乡土观念的中国人来说，绝对不是个轻松的选择。

在调查采访本期内容时，记者走访调查了多家中介机构、国际运输公司和外资企业的在华分支机构，对其中正在考虑或者已经着手离开中国的人进行了采访。虽然他们的身份背景、出国途径、目标国家等都不尽相同，但除了个别准备出国留学的孩子外，几乎所有人在采访中都表达着对“离开”的许多不舍，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对记者诉说着一件事情：

我为什么要离开中国！

根据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在去年2月的28天中，北京仅有7天的空气质量等级不在“污染”行列。其中20日—26日，北京的全部检测区域都被意味着严重污染的“深褐色”覆盖，PM2.5指数在175-185之间。

在全球最大的钻井设备制造商、美国国民油井华高公司北京代表处工作的刘余新，学习石油化工专业出身，多年的从业经验让他对PM2.5（即雾霾中大部分有害物质所富集的细颗粒物）的危害并不陌生。

“我儿子今年四岁，这半年来总是咳嗽。去北京市儿研所看病时，专家说现在他的门诊有这种症状的患儿越来越多。医生对此没有办法。对雾霾，大人也许还有些抵抗力，孩子的反应太明显了。”刘余新担忧地说。

手机里有他儿子可爱的笑脸，还有前不久新闻中出现的显微镜下令人毛骨悚然的PM2.5颗粒“真容”，他稍显疲惫的脸上充满着忧虑。

与刘余新面对同样“雾霾”困扰的，还有准备出国留学的申筱齐。29岁的小申在北京一家互联网企业工作已经四年，目前是高级项目主管，工作稳定。在她看来，选择放弃工作、重新回到校园，实属无奈。

2012年的下半年，因为久咳不止，小申开始“徘徊”于北京各大“三甲”医院之间。北京医院、协和医院、北医三院，专治肺结核的北京胸科医院和解放军309医院，甚至是治肺癌的北京肿瘤医院，小申都跑遍了。各种检查做下来，都不能确诊导致咳嗽的病因。辗转一年后，经朋友推荐，小申找到了北京东方医院的呼吸内科主任史医生，希望能用中医方法先行调理，缓解病情。

“找到史医生之前，日夜不停的咳嗽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和工作，让我坐卧不宁，我甚至一度觉得自己得了抑郁症。后来每周把脉抓药，连续两个月后，我的咳嗽终于压了下来。然后我做了肺功能检查和气道激发试验，最终被确诊为咳嗽变异性哮喘。”小申向记者说了这样一个名词。“史医生对我说，自从雾霾频发后，他一年里新增患这种病的病人至少三四十个。这些人多数都是肺功能薄弱或者曾有旧患的，所以对雾霾更为敏感。”

当问及如何根治时，史医生对小申说，中医只能调理身体状态，西医也只能在咳嗽发作时，使用带有激素的哮喘喷雾来缓解症状。但这些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史医生建议上述敏感人群离开雾霾的环境。

“经常与我一同等煎药的一个阿姨，咳嗽时间比我还要长。为此举家前往新西兰，两个月后她与我联系说，不用吃药也完全不咳嗽了。”小申最终选择去加拿大多伦多附近的一所学校修读研究生。“我并不想移民，但国内空气、水源甚至是农作物的污染都太严重了。如果我毕业时，国内环境污染问题解决了，我是还要回来的。”小申对记者说。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环境污染成为近年来促使国人选择去国外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次调查中，就有七成的人将此作为主要的“离开理由”。

2013年，中国地质调查局的专家曾在国际地下水论坛的发言中提到，中国水资源总量的1/3是地下水，全国90%的地下水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据新华社报道，有关部门对118个城市连续监测数据显示，约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33%的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全国有80%以上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我国农村有近7亿多人的饮用水中大肠杆菌超标，1.7亿多人的饮用水受到有机污染，同时由于农药等化学物质的广泛使用，致使许多地方的地下水已经不适于饮用。

水利部曾经对全国700余条河流，约10万公里河长的水资源质量进行了评价，结果是：46.5%的河长受到污染，水质只达到四、五类；10.6%的河长严重污染，水质为超五类，水体已丧失使用价值；90%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

水污染正从东部向西部发展，从支流向干流延伸，从城市向农村蔓延，从地表向地下渗透，从区域向流域扩散。

去年4月17日，历经八年调查后，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最终发布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整体污染形势不容乐观。其中耕地点位超标率为19.4%，比此前官方公布的1.8亿亩耕地被污染、污染百分比约为10%的数字高出近一倍，同时还有10.0%的林地和10.4%的草地被污染。

这是一系列极其沉重的数字。

由于生态系统的循环性，在水流和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可以通过循环污染土地和植被，进而进入人体，危及人类的健康与生命。

目前，中国土壤污染的地区分布大致是：南方重过北方，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重点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同时，公报也首次确认了重金属“镉”是中国土壤中的罪魁祸首。在占中国国土三分之二的630万平方公里被调查土地上，有7%的点位被测出镉超标。这不难让人联想到已经困扰中国十年之久的“镉大米”危机。

同时，原油、柴油泄漏，污水违法排放等事件不绝于报端。2005年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苯胺车间爆炸污染松花江，沱江银山段因企业非法排污导致江水被磷污染；2007年太湖爆发“蓝藻事件”；2010年大连新港陆地输油管线爆炸、油罐泄漏，福建紫金矿业铜矿湿法厂发生铜酸水渗漏事故，山西长治苯胺泄漏导致河水污染；2011年中海油与康菲石油合作的蓬莱19-3油田发生漏油事故，致使大约相当于渤海面积7％的水域被污染；2012年广西龙江河突发严重镉污染；2013年初，上海黄浦江内出现上万头死猪；今年4月，兰州再次曝出大面积水污染，最严重时自来水中苯含量超标近20倍。

2013年6月，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团队出版的研究成果《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数字版），首次证实了癌症高发与水污染的直接关系。“口罩中国”、“抢水事件”等在一个又一个城市重复上演，“癌症村”、“致命水”的报道让民众不寒而栗。“污染”，既是中国过去经济发展模式的代价，也是现在生存发展遭遇困境的象征，这些灰霾和毒素将很多曾经在这片秀美土地上生活的国人，推得越来越远。

陈聪在上海经营着一家国际置业公司，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每年的业务规模都不算大。但随着美国、欧洲等一些国家经济情况的好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海外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市场的复苏，让他的生意前所未有的火热起来。

“新闻说美国房价已经连涨了21个月，在我们看来还不止呢！国内限购限贷，而国外土地房产私有、永久产权、外国人可以贷款、租金回报率较高且稳定，加上人民币升值和利率等因素，使得国人投资海外房地产的热情一点没有消减，未来的市场潜力巨大。”陈聪对《中国民商》的记者说。

根据美国《财富》杂志网站报道，在“2013年全球房价涨幅最大的国家或地区”排名中，迪拜以房价年涨幅28.5%位列第一，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以及台湾分别以房价年涨幅21.6%、16.1%和15.4%位列二、三、四位。

内地房价的涨幅远超排名第十位的美国，更是将增幅10%的英国、9.3%的澳大利亚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因此，这些国家想当然的成为中国人选择海外置业时的考量对象。

在伦敦，2012年中国买家购买了伦敦27%的新建住宅房，占总交易金额的17%，2013年上半年，来自中国大陆的买家又购买了价值约1.7亿英镑的伦敦房产。赢克沃兹中国部总监王艺表示，投资300万人民币，在北京可能买到的房产，租金在每月人民币3000元~4000元之间，如果同样一笔投资在伦敦的房产市场上，能够产生的租金折合人民币应该在15000元左右。

在澳大利亚，因为全球经济处于低谷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减少，极大的影响了国内的经济形势。对此，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较低的利息，希望通过房地产市场来拉动经济。当其成为一个刺激经济的导向，再配合以放松的移民政策，便会吸引大量的海外投资。由于没有房产税和遗产税，虽然房主要承担房屋的维修和物业等费用，但相比于美国、英国等国家来说，置业的持有成本还是较低的。因此，据澳大利亚房地产研究机构统计，2013年，悉尼房价上涨了14.5%，如果加上租金收益，全年的房产增值在20%左右，这使得悉尼的平均房价已经超过了65.5万澳元，约合354万元人民币。但即便这样，仍然没有超过国人对高房价的“心理承受能力”。

从陈聪客户反馈来看，与之前中国客户倾向选择曼哈顿这样易出租或保值的房产不同，最近两年用于自住的购买需求明显上升。投资目标国家的多元化，表明了投资者更希望投资于一种生活方式，清洁的环境，特别是优质的教育资源对中国客户来说是难以抗拒的卖点。

“现在传统的投资热门地区，美加澳英走的都是这个路线。对于已经习惯了北京、上海高房价的中国人来说，突然发现纽约、伦敦、悉尼的房子也没那么遥不可及，与配套环境和社会资源相比，国外的房子真不算太贵。”陈聪说。

在采访中，居于“离开理由”第三位的就是近些年来风波不断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

身在成都的她在电话采访中对记者说，“这几年发生在食品、药品领域里的各种‘门’或者‘事件’太多了。每天都不用特意去搜索，电视、网络里的新闻，甚至是手机里的‘段子’，关于某某食品添加剂超标、有毒或者致癌，某某药品造假、甚至致死等的消息从没间断过。移民的主要原因就是看完新闻我什么都不敢给家人、特别是孩子吃，我也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有力的措施，治理好现在这种到处是‘毒’的局面。但实际情况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打击一批又出现新的，感觉成效甚微。这样慢慢等待的日子太难过了。”

赵鑫的观点也许并非只是“个人感觉”。在2013年“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列出了这样一组数字：201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诉制售有毒有害食品、制售假药劣药等犯罪嫌疑人10540人，同比上升29.5%，对785起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挂牌督办。

2012年中时，最高人民法院曾公布数字称，当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共受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案件688件，比2011年全年收案量高出近70%；受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330件，接近2011年全年水平。

再往前，2011年全国法院共受理危害药品安全犯罪案件405件，是2010年的2.75倍；受理危害食品安全案件367件，是2010年的2.16倍。

从这一组组数字来看，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案件数量一直呈现大幅度上升的态势，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是执法机构加大了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但为什么在从严执法的情况下，违法行为仍然屡禁不止，数量上甚至不减反增、涉及行业愈来愈多，其中更不乏行业龙头企业呢？

这些屡见不鲜的“负面新闻”引发了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针对蜂拥而至的大陆游客购买奶粉的“限购令”。在这看似“蝴蝶效应”的连锁事件背后，是整个乳制品行业，甚至是国人整体性的悲哀。

在采访中，记者通过每个被访问者的叙述，遗憾的整理出了一系列通过食品、药品安全事件而被公众创造或者认识的“新名词”：大头娃娃、苏丹红、地沟油、瘦肉精、染色馒头、牛肉膏、毒豆芽、反式脂肪酸、甲醛毛血旺、塑化剂、毒胶囊……

一系列的新闻和事件，让很多国人熟知的知名企业，如双汇、娃哈哈、立顿、蒙牛、伊利、茅台、酒鬼酒、五粮液、汇源、农夫山泉等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

1975年出生的王希与丈夫相识于澳大利亚，两人都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离开国内前往澳洲读书。2001年，两人从西南威尔士大学毕业时觉得国内的工作机会更理想，于是先后回国，分别在两家排名世界500强的外企里工作。

“回国后的工作特别忙碌，我们俩经常是轮流加班和出差，压力非常大。直到2004年儿子出生后，我辞去了工作，感觉生活才稳定了起来。”但让王希没想到的是，随着孩子的日渐长大，一系列接踵而来的问题让她措手不及。

“孩子上幼儿园之前，我就听说入园难的问题。我提前将近一年的时间向一所比较好的公立园报名，竟然被告知名额已经满了。后来辗转托了很多人，才勉强挤进了这所幼儿园的亲子班，听说这样到时候也许会有希望。但我也不敢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这里，也在找其他的出路。后来果然没能成功，但儿子进了另一所幼儿园。虽然中间花了很多冤枉钱，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谈到这段波折的经历，王希一脸疲惫。

孩子进入幼儿园后，王希吸取了教训，立刻开始替儿子寻觅“小学”，这才发现看似公平的“免试就近入学”只是个“美丽的误会”。此刻，学区房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了。在经历了找合适的学区、卖掉原有房子、贷款买新学区房、转户口、报名、审核、面试、体检等一系列漫长到折磨人的过程后，儿子升入了海淀区某知名小学。

然而折磨却仍没有结束。由于王希夫妇平时对儿子采取“放养”态度，任其自由发展，因此在升入小学后，他们突然发现儿子班级里的孩子基本每人都有“一技傍身”——钢琴、小提琴、美术、珠心算、英语等等。有些孩子甚至在学前的课外辅导上，就将三年级以前的课程都学完了。面对儿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突发情况，王希慌了手脚。

中国父母在孩子教育方面所花费的“良苦用心”，也许在全球范围内都鲜见“对手”。然而“中国式教育”也几乎为全体国人诟病。

这些年来大学扩招、毛入学率急速上升，但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因为水涨船高，录取研究生或者就业招聘的条件也愈来愈多样，看是否名校毕业，学校是否为985或者211大学；同样是这些学校的毕业生，还要拼学分绩点、竞赛得奖、实习经历、社团工作、技能资质，甚至户籍相貌、家庭条件、社会关系等等。于是竞争越来越提前，从大学、高中、初中、小学，已经提到了幼儿园。

即便这样的竭力准备，中国的教育仍然回答不了那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更让中国的家长难以接受的是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201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达到699万，被称作“史上最难就业季”。近几年的毕业生人数更是达到创纪录的727万，连同上年度未找到工作的毕业生，预计新增就业人数可能要超过900万。

在社会企业“招工难”的情况仍然大量存在的对比下，太多的高校在不断重复生产着这个社会并不接受的“产品”，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不容忽视。

王希看到姐姐一家因为外甥即将高考的压力闹得家无宁日、家长歇斯底里、孩子身心俱疲，想想才上小学的儿子还要面对“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就业等一系列几近“残酷”的压力，一家人开始考虑移民与陈聪的说法相印证的是，虽然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41.39万，比2012年增长了3.58%，这是留学人数保持两位数增幅五年后，增速首次明显回落，但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本科及以下学历就读人数增长仍然迅猛，且低龄化趋势明显。约80%的国人表示在能力许可的情况下，愿意更早的计划投资、移民或者直接将孩子送到国外上学。

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曾把征税的艺术概况为：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但如今在国内，普遍流传着一种调侃的说法：征税就是“见鹅就拔毛”的过程。

根据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个人所得税6531亿元，比上年增长12.2%，高于绝大多数国人的工资涨幅标准。有机构称，在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中，近2/3来源于中低收入家庭。而且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与家庭中有无子女、子女多少等毫无关系，这与全球大部分国家的规定完全不同。

中国税负的沉重是被公认的。更多的税负压力也体现在种类繁多的间接税上，比如增值税、消费税、关税、营业税、土地出让金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报告称，中国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2.9万亿，人均宏观税负接近万元。对此，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称，如果计算全国财政收入，将土地出让金等其他收入加起来，人均要达到一万五千元以上；如果综合农村与城市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平均下来，政府拿走的收入比可支配的收入还要高一些。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几年在收入没有明显上涨的同时，花销却连年增加。从2010年开始，物价水平开始明显攀升，CPI同比上涨幅度最小的年度在2.6%，最大增幅时达到5.4%。在大部分一线城市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3500元工资，在目前的实际物价水平下，只能算是低收入，仅能解决温饱，如果家庭里有老幼需要供养，很容易就会陷入到入不敷出的困境中。

“我想离开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物价高、工资低，交通拥堵，房价高企，去医院挂号越来越难、看病排队时间越来越长，每年都传闻要开征房产税和遗产税，而且起征线一次比一次低。”刚刚得到澳大利亚移民局发来体检通知的董肖对《中国民商》的记者说，“见过网上流传的那个中国最牛小县城的段子么？物价贵得跟纽约曼哈顿似的，工资少得跟非洲似的，菜价涨价跟愚人节似的。这就是现在大部分人生活的现状。如果你买过车、买过房、办过企业，就知道生活在中国，办个事情何其繁琐。我想离开的原因很简单，压力太大、活得太累，我只是想让生活质量更高一点。”

来源：综合中国青年报，海那边，世界华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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