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题为《不孕不育成难题 代孕是否可放开》的文章。五天后，相关部委表示，代孕涉及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将继续严厉打击涉及代孕的违法违规行为。

　　《人民日报》文章发起这一讨论后，相关专家、政府官员和普通百姓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可在私下里谈论的多，敢于在公开场合表达声音的少，敢于公开支持代孕的人更少。

　　代孕是一个比较小众，但是极为复杂、十分棘手的问题。代孕争议的本质不是医疗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是更深层次的法律问题、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

　　可以明确的是，合法代孕放开的前提必须有——开放的社会理念，成熟的技术，完善的相关法规，健全的妇女保障体系(包括制度和实际操作能力)。

压力山大的不孕症人群

　　一个真实的临床案例：孙子和孙媳妇结婚6年未孕，多次试管婴儿还是没有成功，为了逼他们离婚，92岁的爷爷从二楼跳下，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脸见人。

　　据调查显示：“46.3%不孕症患者心理压抑，13.0%夫妇关系受到影响，7.6%的患者曾经想要自杀。”有这种思想的人这么多，能没有压力吗?压力之下还能保持家庭完整的能有几个?是的，法律法规可以禁止代孕，但是能禁止得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社会压力吗?能禁止得了人类繁衍自己后代的强烈愿望吗?

　　不能，网上搜索一下就会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如此庞大的地下代孕市场，除了国内一条龙的代孕服务，还有去国外代孕的一条龙服务。

监管真空的地下代孕

　　不孕不育患者是代孕产业的刚需群体，随着这一群体的增加，代孕中介的从业人员也在急速增长。《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国约有千家提供代孕服务的公司，成规模的约有二三十家。一些医疗机构也眼红这个市场，蠢蠢欲动。

　　巨大的利益加上监管的真空助长了这一行业的畸形繁荣。由于代孕在中国是法律的灰色地带，没有任何规则来规范这些地下代孕中介的经营活动。“地下代孕大部分还都是手工作坊，夫妻店、兄弟店，找个地方就做。”

　　实际上，辅助生殖技术是高精尖的医疗技术，需要配备全套医疗设备，整套设备下来得六七百万。“很多中介机构使用的是一些公立医院淘汰下来的设备，总价不会超过80万。”整个操作过程需要在无菌常温实验室进行，这要求医院必须装配有百级层流操作系统，以保证成功率。一套净化空气的层流设备不下数百万。然而，有些老板“就买几台空气净化器放在房间里，成本不过千元”，这令很多代孕机构的手术成功率难以得到保证。

　　“很多客户没有那么多的钱，就会选择到便宜的机构去做，最后孩子没生出来，钱也打了水漂。”没有技术和实力支撑，很多机构都只是昙花一现。“这些倒闭了的机构有时直接换个名字就能重新开张捞钱了。”在这种情况下，因代孕发生纠纷、甚至有人利用代孕诈骗钱财的情况也很常见。比如，在胚胎移植失败后，代孕机构掩藏真相，伪造产检证明，继续向客户骗取费用。

　　国内遥遥无期的代孕合法化，促使有需求人群将眼光瞄向海外代孕。在欧洲，英国允许的是“亲情代孕”，如姐姐替妹妹怀孕，母亲替女儿怀孕等，这种“非营利性代孕”。法国有类似的代孕指导。而美国由于各州的立法不同，在法律上对代孕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美国找代孕生子的女星

　　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加州等地，代孕业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开放的理念和成熟的操作技术加上在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和规范下，代孕双方的各项权益也得到了切实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