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公投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极端思潮,英国华人圈微信公众号文章

2017年02月13日 01:55来源：学习时报

英国脱欧公投之后，欧洲局部地区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出现回潮甚至兴起，并波及了北美和拉丁美洲原本具有民粹和极端势力基础的部分地域。这股极端思潮在资本主义国家复兴的根源是什么？又会造成哪些后果？

极端思潮打破了原有的动态平衡

英国脱欧为民粹主义和极端思潮打了一针强心剂，打破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意识形态之间原有的动态平衡结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英国脱欧使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面临考验。2010年英国保守党上台后，新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基于古典自由主义及其派生的新自由主义的执政方案，希望政府只扮演“守夜人”角色，通过扩大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来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然而，这种“大社会”方案并没有真正关爱到社会每个群体，阶层分化导致社会矛盾丛生，群体性事件屡有发生，百姓的民生、就业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引发民众对新自由主义传统意识形态的心理抗拒。

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衰落。20世纪50年代以来，强调政府二次分配功能和社会平等理念的资本主义世界福利国家兴起，深刻影响了西方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政策。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它本身杂糅了凯恩斯主义、费边主义、国家主义以及市场和社会双向运动等思想。近年来，随着福利国家普遍陷入福利陷阱，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式微。英国脱欧则进一步削弱了福利国家的凝聚力。

英国脱欧对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发展势头起到了遏止甚或反冲作用。基督教民主主义是伴随着福利国家生产系统不断衍生出的多样性市场经济制度而产生的。基督教民主主义之所以近来在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欧洲大陆颇有市场，原因在于其中庸的特性。基督教民主党在政治谱系中的中间位置，既不太左也不太右，并由此而生成使社会融合、阶级妥协以及政治调和状态下的多元性。然而，英国脱欧使得原本式微的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回潮甚至复兴，对正处于上升期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而言，可谓当头棒喝。

极端思潮在资本主义国家复兴的根源

首先，中产阶级的裂变是极端思潮在资本主义国家复兴的阶级根源。研究表明，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在发生变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中产阶级朝着两个方向裂变。一个方向是极少部分中产阶级通过勤奋和机遇迈入精英阶层的门槛；另一个方向是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逐步蜕变为贫穷阶层。两个因素使得这种裂变成为可能。一是包括英国在内的资本主义世界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如果说工业化时期的贫富差距拉大催生了中产阶级，那么后工业时代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则有可能埋葬中产阶级。如英国最富裕的20%人口和最贫困的20%人群之间的财富差距是欧盟中最严重的三个国家之一——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意味着中产阶级能够分到的财富已经越来越少了。当这种差距达到一个临界值的时候，再加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瓜分平民财富的途径诸如金融危机、股市暴跌和房地产泡沫，中产阶级被重新踢回无产阶级行列的可能性就增加了。二是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失业群体的规模。对于包括英国在内陆续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技术进步会削弱中产阶级，因为每一项技术进步都会减少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数量，而低技术工人构成了中产阶级的主力军。由此，随着更多的中产阶级加入到贫穷和失业的队伍，极端思潮的人口基数成倍扩张。

其次，民主悖论是极端思潮在资本主义国家复兴的政治根源。此次脱欧表决采用的全民公投，是古典直接民主的办法。这种方法自资本主义国家代议制政府普遍采取比例代表制或多数代表制之后，已经很少使用。原因在于这种方式涉及人数多、地域广，投票成本太高，对于古希腊城邦这样的小邦寡民而言是可以的，但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则显得笨拙。更为根本性的因素在于，古典直接民主包含着一个民主悖论：民主的本意是让人民自己作主，而直接民主却让相当一部分人被他人作主。

再次，全球化的“脱嵌”效应是极端思潮在资本主义国家复兴的经济根源。“脱嵌”一词源于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对社会经济转型的解释，即当社会对市场的张力过强时，市场会本能地脱离社会以继续其市场化的使命。当前，全球化的“脱嵌”效应在英国表现显著。政治上，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分离势力蠢蠢欲动，伺机发起新的分离攻势；经济上，英镑长期游离于欧元体系之外，成为欧元一体化进程中最大的一块绊脚石；对外交往上，英国始终对欧盟通用的申根签证采取拒斥态度。脱欧公投正是在逆全球化或“脱嵌”于全球化的这一背景下出现，于是非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又开始活跃起来，而民粹主义则成为其中的主要代表。因此，与其说逆全球化或“脱嵌”于全球化是英国脱欧事件的具体表现，毋宁说它是民粹主义等极端思潮重新点燃的催化剂。

极端思潮在资本主义国家重燃的后果

极端思潮的复兴，有两种可能的走向。一个走向是“脱嵌”之后再“回嵌”，即虽然政治上“脱欧”，但经济上再回到全球化的轨道之上，这会导致两个后果：一方面会强化英国内部的分离力量。苏格兰2014年就举行过是否独立的公投，没有获得半数通过票。去年英国脱欧公投，形式和程序与当年并无二致却以微弱多数通过，这无疑会激化英国国内意识形态上民粹主义向分离主义转变的趋势。另一方面会加强英国在外部与欧洲的分裂。众所周知，自欧共体成立以来，英国就是西欧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最不积极者；即便此次脱欧公投英国的精英阶层多数支持“留欧”，但他们通常也并不认为自己是“欧洲人”。此次政治上的正式“割裂”，具有极强的仪式感和溢出效应，会从心理上加剧英国与欧洲进一步的分离。

第二个走向是持续“脱嵌”，即政治上“脱欧”的同时经济上也不再沿着全球化的常规轨道前进，其导致更为根本性后果是：中产阶级锐减使得民主制度的基石发生松动。近年来，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英国甚至出现了轻微的经济滞胀，即GDP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轻度的通货膨胀。政治上的“脱欧”与经济上的“例外”会加剧经济风险，可能进一步隐形剥夺中产阶级的财富，导致中产阶级的持续衰减。而这种情况甚至可能外溢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近年来的贫富分化持续扩大，在英国脱欧的影响下，这些国家的极端思潮也很有可能出现井喷式爆发，形成全球化“脱嵌”的滚雪球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