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娱乐专稿（文/格俐玛）

《西游伏妖篇》出现在贺岁档是个奇迹，因为它一点也不喜庆，甚至不承诺一个美好的未来，真是丧气逼人。大年初一请中国观众进电影院，孙悟空不穿中国红披风也就算了，居然还有引发密集恐惧症的巨型蜘蛛，我们不禁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在过假年？然而，这部电影就这样令人错愕地出现了，正如周星驰和徐克的首次合作一样令人错愕。

在什么意义上，周星驰和徐克可以达成共识？这是我观影前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因为他们都热爱剑走偏锋，都鲜明反对“常识”，而“常识”正是一种公约数最大的共识。可电影一开场，当唐僧如驯兽师一般卖力展示着他胸无大志的徒弟们，当西游降落为一场潦草的马戏，我找到了周星驰和徐克的某种共性：他们都是怀疑论者。二十年前，周星驰用《大话西游》怀疑了西天取经的终极意义，他“解构一切，除了爱情”；而在《西游伏妖篇》里，徐克再退一步，将“爱”的执念具象化为“欲”的金箍，爱情终究是一具白骨，可谓荒凉。

因此，《西游伏妖篇》是两个怀疑论者的极端相遇。周星驰早就判定，取经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西游是一场没有终点的人生苦旅，英雄不再，凡夫永存。徐克延续了这一文化前提，将影像风格化为“哥特”（Goth/Gothic）。“哥特”最早是用来描述一种欧洲中世纪的艺术风格，其特征是恐怖、死亡、颓废、孤独、绝望，如这版孙悟空的眼妆一样暗黑阴沉。更重要的是，“哥特”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发明，正因为人们笃信启蒙之光，才会将中世纪视作漫长的黑暗。

相似地，周星驰和徐克选择“哥特西游”的改编思路，显然是自居暗处，并试图撕裂那个无限光明且深入人心的“取经”宏大叙事。换言之，“西游”早已失去了方向感，它降落为一场没有目的地的漫游，徒留“在路上”的无聊。仿佛一代人的精神镜像，我们就是那个“丧”到极限的取经团队，在不断爆发的解散危机面前，我们无能为力。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证明自己的存在？

恐怕，只有打怪。

在“怪兽博物志”的图鉴意义上，《西游伏妖篇》是比前作更具想象力的。起初，蜘蛛精还只是单纯的3D视觉密恐；到了红孩儿，则上升至蒸汽朋克的美学高度，另附安徒生“皇帝新衣”的文化置换；白骨精是一反常态的少女，无论身体如何骨化，面部始终温润纯真，丝毫不见“白骨夫人”的沧桑本相；终极大敌九头金雕是将原著中的九头圣元狮子和金翅大鹏捏合，并以“比丘尼”的女性形态出现，人身对怪兽的支配近乎《变形金刚》式的机器中枢控制。这一切都在提示我们，“怪兽”或许真的凝结了数码时代电影观众的怕与爱，因为3D技术内在地呼唤一种观影者执迷：原形毕露。

这在《西游记》魔幻电影系列中表现得尤其突出。所谓“原形时刻”，也就是数码时代电影观众的高潮时刻。一方面，他们深知如果此时摘下3D眼镜，“怪兽”是无法对焦的，其幻觉属性会暴露无遗；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拒绝这幻象的诱惑，并在啧啧称奇的同时，陷入不可自拔的数字化崇拜。

哪里有怪兽，哪里就有英雄。数码时代总在制造英雄，尤其是“超级英雄”，然而，数码时代并不存在真正的英雄主义，因为人们崇拜的不是具体的英雄形象，而是生产英雄的数字技术，本质上，这还是一种技术崇拜。在技术崇拜的维度上，英雄和怪兽并无本质区别，它们都是数字奇观，也就难怪孙悟空成了“金刚”，沙和尚成了“水怪”。在“以怪打怪”的叙事逻辑中，我们无法区分善恶敌我，所有的矛盾都成了内部矛盾。

在众多内部矛盾中，唐僧和孙悟空的辩证关系被本片处理得极为复杂。从互相嫌弃、厌恶，到唐僧惊世一跪的屈服，再到彻底撕裂，最终以“反间计”实现“大和解”，我们很难再用“师徒”来描述唐僧与孙悟空的人物关系。影片中他们称兄道弟，甚至耽美越界，但实际上，当段小姐在结尾处化作孙悟空头上的金箍，我们终于明白，唐僧与孙悟空就是“破我执”的一体两面。正因为自我怀疑，每个人都可能分裂为唐僧与悟空，前者皈依，后者叛逆，这大概是独生子女一代的心理症结所在。

走出电影院时，我总对那只巨型蜘蛛念念不忘，它让我想起一个月前《长城》里的怪兽饕餮。不同的是，张艺谋呼唤“信任”，周星驰和徐克却强调“怀疑”，其背后，难道是陆港导演的身份文化差异？那是另一个题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