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在成立25周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活动，向中国梦的实践者致敬，挑选改革开放的八个代表性的人物。我很荣幸地作为企业家的一个代表入选。入选的理由，给了我三个标签：企业家、登山家和不行贿。

我说“不行贿”是底线，怎么能作为一个标签拿出来呢？但既然是《南方周末》提出的，那我就选了“不行贿”的标签。不行贿的标签我还要戴下去，这就是我的底线。

底线给万科带来了什么？

回到1992年，我们的题目是改造七宝镇的稻田。当时站在那里的稻田往上看，差不多100米的上空，飞机轰鸣而过。要不要这块地？要的话房子就要在航线下方，不要的话，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后来我们决定要了。这块地的不利之处是不适合人居住，但是也正是因为它不适合人居住，所以不用拆迁。当时也有一种投机心理，就是我可以快速建造。这样的话，我可以至少比同行快三个月交房。

现在七宝镇的万科城市花园住了20多个国家的2.7万户居民，入住率95%。为什么这些居民始终没有换掉房子呢？这就是设计理念和售后服务理念上的成功。万科的城市花园是开放的，里面的配套设施不仅为小区服务，也为小区外面服务。当时我们设计了八家餐馆，现在已经达到了100多家。因为开放，它成为了一个跨越万科小区的社区中心。也就是说你要引入现代经营理念，来平衡噪音带来的不利条件。

我们就是这样进入一个个城市。有很多类似处于飞机航线下方的区域，不只是七宝镇，各种案例都是别人不看好的，别人不要的。所以长期以来，万科都被称之为郊区开发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们慢慢进入市区，结果发现万科不会做了。因为旁边就有超市、学校、医院，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当然，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时我们发现，不利都是相对的，有利也是相对的。万科保持了底线，也拿不到好地，于是到郊区去，有120%的精力来面对消费者，面对市场去研究，形成我们的竞争力。

这种竞争力很有意思，什么时候让你感受强烈的呢？就是前几年万科开始进入美国市场，拿下了旧金山市中心的一块地，这是万科在美国拿下的第一块地。你在那里不用搞台下交易，完全是市场公开透明，这也是万科追求的。在中国是底线的事情，在美国你是必须要这样做的，你这样做了之后，你会发现一切很容易。

你坚信这个市场是规范的、成熟的，它一定会用规范和成熟来对待你。

那么底线怎么来确定呢？我想，所谓的底线就是一些忌讳的、不要去做的事情，再一个是维系社会正常运行的最低道德保障，或者说在社会变革当中保持相对稳定的一个容量。

简单来说什么是底线呢？中国近现代商人胡雪岩不可不提。胡雪岩是典型的军商，他和左宗棠关系很近。他真正搞钱庄的钱实际上就是湘军存的钱。但是我这里要说的是他的底线。胡雪岩办的杭州胡庆余堂是百年老店，童叟无欺，对社会有利。恰恰让我们记住他的就是这个药店，其他的东西都忘记了。

说到底线，前几年特别火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电影当中比较含蓄地点出来。为了生存，男主角的代价是吃掉他母亲。电影的结果是一问一答式的。实际上那本书上是写得非常清楚，他为了生存就要付出代价。那么他是坚守底线，还是破了他的底线？

我们说底线，特定环境非常重要。在剑桥时，我觉得学校治安特别好，所以自行车随便往楼下一放就不管了，结果车座被偷了。当时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谁这么缺德，紧跟着就想看谁的自行车座和我的是一个号，我也弄一个下来。后来我又想到，无论是什么原因，这都是盗窃。我觉得很可笑，人是多么脆弱，不是说底线吗？不能盗窃这就是底线。真正遇到情况的时候，你却那么容易打破底线。

我们经常抱怨社会，抱怨现状，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要问问自己的内心，我们的底线是什么？

我32岁到深圳，50岁之前成为企业家。我48岁辞去CEO职务，开始探险。因为少年时代受《鲁宾逊漂流记》的影响，非常向往这种生活。

我59岁的时候第二次登上珠峰，原来准备至少登三次，第三次的时间调整了几次，原来准备70岁，后来调整到72岁，然后又调整到78岁，后来决定放弃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三浦雄一郎，我准备70岁登的时候，他71岁上去了，我就是冲着人类最大年龄登顶珠峰去的，所以我调整到72岁，所以有时候说不争第一是假的。他77岁又上去了，我就调整到78岁。他80岁又上去了，我想算了吧。

人要量力而行，即便你不服气。因为三浦雄一郎的目标是一次又一次地登珠峰，但我不是。人生要有目标，而这个目标要不断地修正，有时要调整得更高，但有时要学会退，有时退的决定比进的决定还要难。

我喜欢的运动不只是登山，还有帆船、皮划艇、滑翔伞等等。我还有一个飞行滑翔伞的中国纪录。2000年，我创造的盘高滑翔纪录是6100米。14年了，没有人打破，我估计再过十年也没有人破。

为什么会这么说？在我之前，中国飞滑翔伞纪录是4700米，创造纪录的地点是在太行山。那个地方最高的盘高纪录是4700米，他的飞行起飞高度是1100米。我创造的纪录是6100米，但是我的起飞高度是4500米。同学们会说，难怪，原来你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起飞的。我告诉你们，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拉萨是3700米左右的海拔，到那里你就要头疼，一个礼拜不舒服，缓过来你也该离开了。像我这样既爬山又飞滑翔伞的人很少。在4500米起飞的地点，我要背着20公斤的伞包坚持3个小时。滑翔伞运动员根本做不到，但是我可以，因为我是登雪山的，所以这个纪录非常难破。飞滑翔伞训练是很危险的。有一次我遇到了热气流，我拼命地往上盘，就是为了创造这么一个纪录。当然我最后下来的时候昏过去了，摔断了两根肋骨，但是到现在我还是非常地热爱这项运动。

赛艇是工业式的划，它和赛龙舟完全不一样。我喜欢龙舟，但是我更喜欢划赛艇。我在哈佛和剑桥都参加了赛艇俱乐部。因为我很长时间没有训练了，左腿抽筋了，但是这种方法让我周身有一种愉悦感。我是骑自行车过去的，等回来的时候我是一瘸一拐的，但是我是哼着小调回去的。我就纳闷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有一百多年的俱乐部的教练给你训练的一种方法，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把你身体全部拉开，你与其说是强训练，还不如说是让你做了一种瑜伽，你会觉得很爽快，哪怕腿是一瘸一拐的。

后来第二次去，他说你一个星期你愿意来几天都可以，我问他们一个礼拜训练几次，他们说5次。这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风雨无阻，周一到周五早上5点到7点半。这时我才对赛艇运动有新的认识：连续不断的每天早上清教徒式的训练，源于古希腊、罗马对人体和心智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训练当中队员心和心的交流，这是我到剑桥之后体会到的。我想无论如何我的这种体会也一定要让中国企业家体会到。这也是我为什么倡议中国商学院在走戈壁的同时，也要把赛艇比赛推广开来。

我们说人生，第一是你的出身受很大限制。第二你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也有很大的限制。但唯一不受限制的是你选择的荣誉是什么，这决定了你怎么做。商学院教你的是如何做事的方法，但是商学院这两年之后，可能给你更多的是改变你的人生，这比具体的方法论告诉你什么更重要。

我六十多岁了，仍然能有这么大精力去挑战和学习，可以归为两个原因：第一是好奇，第二是不服输。

好奇就是想知道一件事情，想体验一件事情，但是人的时间有限，必须要进行选择。比如说2000年我开始接受做广告，我很好奇，事情很好玩，人家还给你钱。而现在做的是一年拍一个广告，然后做公益。因为拍广告的话，都是一些很好的品牌，在拍的过程当中就有对企业的理解，这也是学习的过程。而且你不仅可以不消费，还可以收钱，收了钱可以去做公益。

第二是不服输、不服气。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比我小三岁。有一次他跟我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你就比我早经营几年，你是创业家，我也是，你是企业家，我也是，你登上珠峰，我也登上珠峰，我是科学家，你是吗？这句话把我噎住了，就凭这个，我就去了哈佛，还到了剑桥，后来他就不敢拿这个话来噎我了。

话说回来了，人就是要有一种较量的心态，当然还要有一种平衡。还有一点，为什么要63岁去海外留学接受挑战？我现在63岁了，我对自己60岁-70岁的定位是提高个人修为，我企业经营这么多年，登山登了十年，我也有点小牛皮哄哄。但是60岁-70岁，我要改变一种方式，我要到大学去补课。补这样一课干什么呢？因为以后要到学校里去给学生讲课，不是像今天这样的演讲。这样的演讲是比较容易的。我是说要正儿八经地上课，一年有12个学时的，学生要打分的。你去讲演和给学生讲课是完全两回事。所以你说为什么来讲，就是要对自己负责，对学生负责。你60岁-70岁，你的定位是要给学生讲课，要是学术上没有这样的训练，是不行的，这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有人问我，在哈佛和剑桥有没有学到什么知识，让我觉得如果早些知道，有些项目会重新再来，会做得不一样？我想说的是，人生是不可能重来的，因为他就是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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