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普查，澳洲华裔人口增长迅速，全澳华裔人口多达121万3903人，占全澳总人口的3.9%，较2011年增长超过40%。2011年澳洲华裔人口占澳洲总人口的3.1%。

但这120万在澳华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非富即贵。在现代社会，作为一个普通人，要想在任何一个地方生活下去，首先需要的是一份工作。在澳华人也一样将在当地就业作为在澳洲站稳脚跟的根基。

然而，由于经济形势的日益恶化，就连土生土长的澳洲本地人都深感一职难求，更何况是这些说着一口不熟练且口音浓厚英语的中国移民。

许多华人的移民生活都是从做体力工开始的。在澳大利亚的餐厅、清洁、劳工、保安、零售及出租车司机等所有繁重的体力劳动岗位上都有华人在内各国移民的身影。

而其实这些移民中很大一部分都拥有高学历，从前在自己的国家都是从事公司经理、医生、教授、专家、学者甚至政府官员等“光鲜”的职业，来到澳洲后却被一下子打到社会的最底层，做着本地高中生假期打工时都不愿意做的繁重体力劳动。

这些人中那些英语好、专业好、情商高、运气好或有关系的人，或许会在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后，逐渐找到中低级的办公室工作，但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将被澳大利亚社会永久地订在低端体力劳动者的位置上，只能将翻身的渺茫希望寄托于下一代。

这些在中国国内的优势群体，在登陆澳大利亚的一瞬间便迅速沦落为社会较低层次的弱势群体。如此巨大的落差，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坦然承受的。

老张：老同学里就我一个人头衔没“冲出亚洲”

在采访中，老张说：我查过，来澳洲定居的中国人中，近70%是以技术移民身份，技术移民是中国人拿澳大利亚“绿卡”的最主要途径。我就是技术移民来到澳洲的。能够获得澳大利亚技术移民签证的中国人必须在49岁以下，同时满足很高的英语、职业、工作经验和教育程度要求，通常，这个群体在中国也被视为优秀人才。

老张说自己在出国前在上海某工程设计院任职，决定来澳洲前，上司已明确说只要自己一调走，位置就是他的，所以同事们都对他的出国选择十分不解。

如今，同学同事纷纷“高升”，而老张在澳洲还是一家不大不小公司的基层的工程师，就这样的基层工作也是老张从一开始甘愿“不拿工资”试工，到换了几次工作，才安稳下来。

聊起国内同学和老同事事业突飞猛进，老张说自己虽然说不上不羡慕，但“落差感”肯定是有的，老张苦笑着说：上次回国发现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们的头衔基本都‘冲出亚洲了’，都是‘亚太区总经理’之类的。

“在澳大利亚生活久了，心理也渐渐平衡了。国内的朋友事业发展空间大，但也活得很累，为保持目前水平或取得更大进步必须时刻绷紧神经，整天加班。而我有时间享受生活，有时间陪孩子家人。”老张说他一直在给自己做“减法”，说服自己放弃追求“无谓的东西”。

钱先生：我已经分不清这是发自内心的满足还是一种阿Q式的安慰

在采访中，钱先生说：我现在在一家正规的车行做销售代表，就是那种最基本的销售人员。但毕竟是一份正式的工作。而我以前在国内是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我还认识以前新华社的记者，现在也在做汽车销售的。悲观一点说，我觉得在这边所谓的成功就是，经过数个月学习怎样写简历，发送几百封简历，再经过若干面试，最后找到了一份在国内根本不愿屈尊去干的工作。

钱先生说：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澳大利亚真的就比我们的祖国高高在上这么多，可以把我们这些技术移民看得如此的不值钱。有的朋友说，不管干什么，只要自己高兴就行了，根本不用管别人怎么说。其实，我觉得如果持这种观点的话，那么就无需区分什么澳大利亚和中国了。

因为按照这种观点，生活的好坏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心理因素，和客观条件无关。不管在那里生活只要调整自己的心理就可以了。

其实，扪心自问，我现在真的开心吗？是发自内心的满足还是一种阿Q式的安慰。我身边甚至有很多朋友因为“怀才不遇”的落差感信了教，从那里寻找一种安慰。认为一切都是神安排的，也就渐渐的麻木了。

赵女士：最怕的是被解雇这种事情再出现在我身上

采访中，赵女士说：在澳大利亚，不管你做的是什么工作，都丝毫不敢稍有懈怠，因为失业的命运会随时降临到任何一个人的身上。我认识一个曾在国企任高管的中国移民，虽然已经在澳大利亚找到了高薪工作，但在一次公司裁人时，吓得直流鼻血，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裁的命运。

另一位工程师，由于害怕解雇，竟然得了焦虑症。一天夜间他突然被一阵巨大的不适感从睡梦中惊醒，他感到腹部剧烈抽缩、胸口发闷、呼吸急促，最后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抢救。

我本人也有过这种痛彻心扉的惨痛经历。有一次一大早我就被经理叫到办公室并被告知“今天是你的最后一天”，我听后愕然不知所措。

惨遭解雇的经历，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久久挥之不去。多次失业不仅使我在经济上陷入困境，更严重打击了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曾深深地沉浸在自卑的情绪中长达数年之久而无法自拔。从此后，只要经理一叫我去办公室，心里就打鼓。

采访的最后，赵女士半开玩笑的说：而其实，如果我当初选择不出国，那么只有我解雇别人的份儿，哪儿轮得到别人来解雇我。

华人在澳工作，是 “屈就”，还是乐得其所？

2017年，澳洲统计局发布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澳洲的新移民和临时居民，每三个人中就有两个人有工作。截至2016年11月，澳洲170万近几年移民澳洲的和持有临时签证的居民约65%得到雇用。

其中，近几年移民澳洲的居民（近期移民）界定为海外出生、2006年以后抵达澳洲并一直在澳洲生活、抵达时年龄超过15岁，且当时不是澳洲公民或新西兰公民，现在也不具新西兰公民身份，但有澳洲永久居民身份。

据统计局数据显示：约9%的近期移民抵达澳洲时工作已经确定，46%花费约三个月时间寻找他们的第一份工作。在作为主签证申请人的技术移民中，据估计82%在2016年11月时都得到了雇用。

但事实上，隐藏在这份“鼓舞人心”背后的是许多高学历移民的心酸。许多高学历华人在澳找工作，只能“屈就”？

据悉，澳洲几乎三分之一有工作的近期移民表示，寻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有难度，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缺少当地工作经验和介绍人（65%），其次是缺少当地的联系网络（31%）。

自1988年以来, 通过技术移民制度，澳大利亚吸引了来自全球数十万高素质的移民。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澳大利亚技术移民政策存在一个明显的弊端，即人才浪费现象严重。

据统计，澳大利亚有40％的移民存在“学历高于实际要求”的情况。这样的现象导致很多技术人你才面临“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局面。相比之下，澳大利亚本土居民的这种情况只有前者的不到1/4。

导致这一问题发生的原因何在？澳大利亚就业政策未能实现和移民政策的有效衔接是主要原因之一。技术移民制度旨在为就业市场提供紧缺型人才，但是现行的就业政策却未能让这些技术移民充分实现自身的价值。由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紧缺人才继续缺乏；另一方面，新进技术移民无法找到合适的岗位。

这个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关于移民的问题，实则对澳大利亚整个社会可产生明显影响。政府财政收入中来自这些移民的收入未能达到本应达到的预期水平，反过来则会影响公共财政支出、消费和投资支出等。

从澳大利亚技术移民制度设计的初衷来看，其主要是针对年轻、接受过高等教育、会说英语的技术型人才。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对不具备这些特征的移民“开绿灯”。例如那些通过家庭团聚或人道主义签证进行澳大利亚的移民。

此外，技术移民体系和就业市场不匹配还存在一个主要原因，即雇主所需要的技术人才并非澳大利亚技术移民制度纳入的人才。进而言之，导致这一现象的发生的原因是雇主向移民管理局申报要求和移民局纳入这些人才之间存在明显的时间差，很多情况下可长达数年。

要想弥合两者之间的“鸿沟”，实现就业政策和移民政策之间的匹配，需要加强两大部门之间的紧密沟通和协调。但是从现行做法来看，并非易事。

虽然澳大利亚现行的技术移民制度本意是基于雇主的需求，但是最终还是成为了一个人口管理制度。至于新进移民是否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填补劳动力市场的短缺则成为了各个部门各司其职的问题。

例如，在澳大利亚市场，很多企业雇主并不承认新进技术移民在境外的工作经历。因此往往不愿意在一开始就给予这些技术移民很重要的职位。尤其是需要执业许可的专业岗位。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也缺乏针对本土雇主雇佣新进技术移民的激励政策。因此，很多在国内本享有的优厚待遇的新进移民来到澳大利亚又不得不面临重新开始的窘境。

澳大利亚政府还需进一步协调移民和就业政策

事实上，澳洲虽然号称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移民国家，但事实上其移民制度一直以来都遭受着多方的质疑，尤其是来自企业以及行业协会的质疑。早前澳洲注册会计师协会（CPA Australia）就表示澳洲的技术移民签证管理系统不够灵活，并且专注的范围来讲偏窄，那些通过技术移民拿到绿卡的人并不一定是本地企业需要的人才。

妥善处理移民和就业政策之间的差异，实现两者的有效对接，方能解决目前澳大利亚所面临的人才浪费现象。

例如，移民和就业管理部门可成立工作组，对新进移民的就业情况和用人单位招聘数据进行比对，尽可能减少“大材小用”现象。进而言之，澳大利亚移民和就业管理部门可根据这些数据进行相应政策的制定和修订，实现就业和移民政策的平衡，进而提高澳大利亚在全球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

澳大利亚自1988年实行技术移民打分制以来，澳大利亚一直走在基于就业市场需求设计移民制度的先列。技术移民制度设计的初衷也是旨在吸引可以立即就业的紧缺人才。但是现有数据却告诉我们这样的政策正在造成人才浪费。

由此可见，移民政策本身并不是移民人才浪费的根本原因。

因此，如何实现国外人才和国内市场的有效衔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提升澳大利亚在全球竞争力，是政策决策者们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新移民的适应能力优于老移民，更渴望融入

与早年来澳华人限于能力、限于资本，普遍从事餐饮、洗衣、种菜、建筑等底层工作不同；新一代移民越来越多来澳洲从事着金融、银行、工程师、警察、会计、医生等多元而更高层次的职业。

与此同时，自2011年后 年轻移民的英语水平大幅提升。相比之下，2016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澳洲居住了五年的年轻移民的语言指标比在2011年人口普查时的结果高出了许多。

2011年的普查结果，0-14岁年龄段的群组有3.6%的人英语能力不好； 25-34岁年龄段的有6.3%；35-44岁年龄段的有10.4%；45-54岁年龄段的有15%。

而在2016年的普查中，这一比例下降到了0-14岁年龄段的为1.6%；15-24岁年龄段的为4.2%； 25-34岁年龄组的7.3%；35-44岁的为10.2%。不过，45-54岁的年龄组的移民英语技能不好的人数增加到了21%。

例如，接受我们采访的唐女士毕业于国内“211”大学的外贸专业，赴澳前已在上海“零贷款”拥有了一套房子，唐女士通过技术移民来到澳洲。教育程度高、工作经验足、语言过关，只因渴望体验另一种生活方式，或因追求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放弃了国内高薪职位移民澳洲。

唐女士表示，过去出国的人，你如果问他们生活得怎么样，他们就会说，这里生活到是不错，就是感到孤独、寂寞，不能融入西方的文化生活。我们往往就会安慰说，慢慢就好了。

但是当自己真正来到澳洲，却发现更多时候横梗在面前的是工作之外的难以逾越的“文化鸿沟”。

首先说语言，就算是英语再好，也不会讲英语使用的如汉语那般得心应手。

唐女士在采访中说：自己英语还不错，应付工作和日常生活没问题。但自己也做不到用英语和当地人天南海北的聊天。更别说能够像引用汉语中的成语、古文、俚语那样自如的引用英语中的有关词汇。自己几乎永远不可能像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那样了解澳大利亚。也不能像了解中国的歌星、影星、名人的隐私那样议论西方的名人。

语言本身和文化积累是很重要的一种生活乐趣，如果你的英语达不到以上程度，当地文化积累与本地人始终有区别。大多数时候，唐女士还是喜欢呆在相同背景移民圈子，因为自己始终觉得和当地人没办法很深入地交谈。

无可否认，在海外华人中的确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自认为自己在国外混得还可以，自得其乐。也有一些人已经斩断过去，不再回头。同时，更多的人却是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祖国，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故土，却因种种难以与人言的苦衷而滞留国外。

诚然，许多国人误以为只要出国就能万事大吉，成为人生赢家。殊不知，身处异国他乡，远离家人朋友反而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的庞大、冰冷与残酷。

面对语言障碍、 “职场天花板”、融入主流社会的文化社交障碍等 。在澳洲扎根，过上“小康”水平的生活，需要付出的努力也许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还要多。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不论身在何处，优质的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充满机遇的城市，往往都是钢筋水泥林立，竞争残酷。世界不会因为你的诋毁和抱怨就发生改变。

不论你的选择是什么，总会遇到超出自己认知的逻辑，逼迫自己跳出舒适圈的节点。如果不能自我审视和面对现实，那么不论身在哪个城市，都会被时代的滚滚巨轮所碾压而不得翻身。

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澳大利亚，向上的大门永远都不会完全关闭。任何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是一定会保持一定程度的流动性的。看清真相，然后向上努力。虽然，努力不一定能成功。但当你竭尽全力，即便不能收获最好的，也能得到次好的。追求的过程本身，会让你变成更好的自己。

祝福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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