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全球，很多城市都在积极发展无桩共享单车计划。

在中国，小黄车（ofo）和摩拜（Mobike）两家独大，其他五颜六色的共享单车也日趋兴起。除了拓展本国市场外，两大巨头更是积极参与全球市场布局，先后成功进军英国、美国以及更多国外市场。

在澳大利亚，oBikes、Reddy Go等共享单车也开始逐步投放各个城市。以最新兴起的“oBikes”为例，自2017年6月中旬投放市场以来，悉尼和墨尔本的无桩oBikes共享单车已经分别超过1250辆和1000辆。

对于共享单车的好处，大家几乎都耳熟能详。锻炼身体、缓解交通压力、给骑行车带来有趣的骑行体验等等。但是，抛开这些益处不谈，我们也听到了不少有关共享单车的负面报道。

有人抱怨由于使用者没有把车停在指定的车位内，导致人行道堵塞进而造成危险；也有人抱怨，oBikes挤占了现有停车架，导致上下班人士没地停放自己的自行车。

此外，有关共享单车被肆意破坏、扔进河道、树林等现象层出不穷。小黄车、小橙车走出国门后“水土不服”的情况并不鲜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不要发展共享单车？共享单车背后的盈利模式是什么？共享单车的未来在哪里？此外，造成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共享单车发展不同的根本文化原因是什么？本文将一一进行讨论。

当您路过一排共享单车时，您是否会问：一个小时收费2澳币，这样的生意有生存空间么？

虽然共享单车在很多地方都引起过争议，但是，共享单车的背后存在其经济合理性。当然，骑行收费是最直接的收益，伴随直接收益的还有数据挖掘、广告收益和押金利息等。

理论上而言，共享单车计划获取利润的方式有多种。其收益丰厚的商业模式已经吸引了大量创业家和投资者的加入。

“随骑随付”模式是最直接的利润来源，但是仅仅是共享单车盈利途径的一种。

以oBike每半小时收费1.99澳元计算，若一辆共享单车每天使用10次，每次半小时，则一天的收入为19.90澳元；三个月的收入则为1,791澳元。

共享单车的初期投入成本、再加上运营成本（丢失或损坏情况）决定了每小时的收费标准。

除了骑行收费外，共享单车运营商还可以利用用户缴纳的押金。目前，绝大部分共享单车运营商都要求用户在使用车辆前进行注册并缴纳押金（oBike的押金是69澳元）。因此，用户越多，共享单车运营商收取的押金总额将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据悉，中国共享单车龙头，“摩拜单车（Mobike）”截至今年6月的注册用户数已超过1亿。因此，按照每个用户收取299元押金计算，摩拜用户押金总额已经超过300亿元（约60亿澳元）。

因此，光收利息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更别提将这笔资金用于企业投资了。

第三，数据服务也是一个明显的潜在收入流。以摩拜超过1亿注册用户未来，用户的数据库非常之庞大。若结合其他数据集，上述庞大的数据库无疑可用于市场营销和消费者行为分析。

通过应用程序和GPS捕获的用户骑行行为数据，可对出租车和公共交通系统收集的数据集形成非常好的补充。无论是对零售、饭店或汽车销售企业而言，还是对收集详细城市规划和管理应用信息的地方政府而言，这些数据都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

此外，通过单车车身、应用app进行广告宣传所得的收入也是共享单车获利的另一种途径。但是，这种获利途径往往受到车身可用空间小，应用app交互时间短的限制。

当北京和上海引入首批无桩共享单车时，媒体曾报道了共享单车被扔进河流、垃圾场甚至树林的情况。此外，共享单车乱停现象严重，很多行人对此怨声载道。在杭州，政府取缔了数万辆共享单车，以试图加强共享单车停放法规。

不独有偶，墨尔本市长Robert Doyle也曾经抱怨oBikes导致了城市的乱象，并威胁说要彻底禁止共享单车。

相比之下，同为亚洲国家的新加坡这方面的问题就少很多。相比澳大利亚，共享单车经营模式更有可能在新加坡取得成功。那么导致这种差距的根源是什么呢？实际上，归根到底是深刻的文化差异。

根据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经典文化维度理论”。 共享单车商业模式之所以在新加坡发展成功，在澳大利亚却屡次受挫，主要受以下三个文化因素影响，即权力距离(PowerDistance)、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versusCollectivism) 和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Avoidance) 。

首先，权力距离指某一社会中地位低的人对于权力在社会或组织中不平等分配的接受程度。澳大利亚人的行为更倾向于受政府法令制约，而新加坡人则更倾向于自我约束。以共享单车停放为例，澳大利亚居民和新加坡居民都知道骑行完毕后应该将自行车停放在指定地点。由于新加坡居民对信息的接受程度更强，因此停车问题做的更好。相比之下，很多澳大利亚居民觉得没有相关明文法律规定不能乱放，在骑行结束时往往很少会正确停放。

第二，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澳大利亚的个人主义倾向较新加坡更明显。相比澳大利亚，新加坡更像是一个集体主义的国家。这样的文化差异可以导致两国居民行为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你们会看到很多澳大利亚居民会支持短期对个人有益、但长期对社会无益的政策。同样，在共享单车停放问题上，澳大利亚居民相对新加坡居民更有可能停放在非指定区域。

第三，不确定性规避。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观调研评分中，新加坡的不确定性回避得分最低，表明新加坡人比其他国家居民更容易接受改变。因此这种文化学有助于共享挡车等新商业模式的开展。

尽管共享单车的发展充满困难和挑战，竞争力薄弱且经营模式不佳的共享单车运营商退出市场的消息也并不鲜见。但是共享单车计划仍有望持续在全球进行扩张。最近投放共享单车的米兰和佛罗伦萨就是明显的例子。

因此，来自公众和政府部门的反对意见或可能阻碍甚至禁止共享单车计划的发展。但是，只要资本扩张的兴趣依然存在，由此带来的社会、环境和健康获益仍然被认可，那么共享单车计划仍然会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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