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模式错了吗？

“无耻小日本！”

现在你看到的这句义愤填膺、充满民族情怀的标语，道的却不是一场反日爱国运动，而是“中国制造业之都”苏州所遭遇的一场外资撤离大潮。

说是“大潮”，一点也不为过，来看看曾经让苏州人骄傲的声名赫赫的外资企业这两年都做了什么：

2015年7月，三星专用的代工厂普光电子宣布倒闭，三星在华其他子公司或代工厂陆续裁员；

2015年8月，美资企业泰科电子科技昆山CD事业部宣布关闭；

2015年12月，在苏州扎根17年的诺基亚苏州工厂关闭；

2015年8月，富士康宣布对印投资50亿美元建厂，并计划在2020年前提供10万个就业岗位，截止到2016年富士康苏州工厂已减员6万多工人，用机器代替人工；

2016年6月，造纸业巨头芬兰斯道拉恩索集团投资的苏州紫兴纸业停产解散；

2017年1月，全球最大的硬盘制造商希捷宣布关闭苏州工厂；

2017年9月，药企葛兰素史克(GSK)宣布将逐步关停已有20年之久的苏州工厂；

这是苏州经济在腾笼换鸟，还是外资在有计划地抛弃苏州？是城市正在经历转型阵痛期还是难逃产业空心化的命运？苏州是做错了，还是将成为最大赢家？

一切，不妨从1月初这起日资撤退事件说起。

2018年1月7日，苏州的寒风如同刀割。有传闻称，曾经的世界500强之一、跨国日资巨头日东电工宣布在1月底关闭苏州工厂，2月份解除合同。近1000名员工在春节前突然失业，厂区拉起了不少的维权横幅。

被员工爆料 “蓄意隐瞒员工，偷偷转移公司资产”后，这家全球第一大偏光片制造商不得不出来“辟谣”：

公司并非要关闭苏州分公司，只是出于业务调整需要，正洽谈该分公司的股权转让事项。工厂只解散有500余人的偏光片部门，并提出了N+1.5的赔偿，柔性印刷线路板(FPC)、新能源这两部门的员工可继续留用，“日东始终看好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中国市场的钱景又是什么情况？

据高工产研新材料研究所(GGII)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偏光片市场总消耗面积1.01亿平米，同比增长17.92%，市场规模约为159亿元，同比增长11%。预计2017年国内偏光片市场规模将突破200亿元。

但日东的苏州工厂却不是热火朝天地赶生产，据《华夏时报》实地探访，FPC部门“没活干的情况已经持续一两年了”，仅剩的这两条生产线最后难逃被出售的命运。

看来，这家昔日园区里的明星工厂彻底撤出苏州，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明明中国市场还是大肥肉一块，为什么外资却也没停下撤出中国的步伐？苏州模式难道真的错了吗？

“苏州堵车，全球缺货”，是这座“世界工厂”鼎盛时的写照，苏州与全球制造业、与跨国企业的联系可见一斑。

作为一个地级市来说，苏州的外资吸纳能力是超出想象的。

2012年巅峰时期，苏州实际使用外资91.6亿美元，当年度全国为1132.9亿美元，苏州占全国的比值达到了8.1%。最最重要的是，这些外资主要都集中在实业领域，制造业占比达到67%，其中分别有10亿美元投向了化工和电子通讯行业，所带来的结果是，2012年苏州的外企生产了7018万只轮胎，以及1236亿只电子元件。

苏州能成为外资投资的重要阵地，还是因为上个世纪90年代开启的特殊的苏州模式——以新加坡工业园区为代表，依靠外商合资、合作、独资等带动经济增长，走出口导向型的道路，这种模式也成为园区样本红遍全国，还上升到两个国家层面的工业建设和经济开放，一时风头无两。

而苏州在上一轮全球化浪潮中也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工业园区特殊的管理模式、优惠的税收政策等因素获得技术外溢，成为全球IT业的代工厂，奠定了苏州在过去十年中多次仅次于一线城市的GDP排位，甩下江苏省会南京。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苏州经济高度依赖外资。在2000-2010这十年间，苏州对外贸的依存度六次超过200%。

外资制造业撑起了大半的苏州经济，2012年，规模以上外资和港澳台资的工业企业其工业总产值为18870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值达66%；利润总额937亿，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值甚至达到了72%。

如果外资持续进入，苏州模式也能维持下去，但2012年之后，苏州的风光却陡然急转而下。

2010年苏州的企业亏损面为16%，到2016年的7月份居然上升到了32%，这是个什么样的惨烈程度呢？每3家苏州的企业，就有一家处于亏损之中。规模以上的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数量从2011年1.37万降到了2016年9616。

在此期间，苏州的实际使用外资额也开启了暴跌之路，直到2017年才开始稳中有所回升。

外资大潮突然退去，大伙儿才看清苏州在裸泳。

难道只是苏州一座城市在2012年就开始经历外资大撤退吗？非常抱歉，不是。

但是全国上下开始警惕大面积的外资撤退和跑路，是到了2015年，这一年发生了三件极具风向标意义的大事：

第一，雇员全国排名第三的富士康南下印度。

富士康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签订协议，未来五年富士康将在该邦投资50亿美元建电子设备制造厂，此前富士康已计划在2020年前在印度新建12座工厂，并最多雇佣100万当地工人。

第二，改革开放后首家进入中国的外企在大举撤离。

日本松下公司突然宣布关闭北京锂电池工厂，与1300名员工终止合同。松下在2012年底关闭上海工厂后，短短两年多时间关闭了三家大工厂。

松下进驻中国是一件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继它之后，东芝、日立、索尼等一大批日子电子巨头纷纷到中国办厂。可以说，松下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全程参与了中国电子制造业走向世界的过程。松下的退出也因此变得格外扎眼。

第三，官媒喊话。

新华社旗下智库发表的一篇《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批评香港在内地最大的投资者长和系撤走中国资产，“失守道义”。人民日报海外版随后也关注了该文，并报道了李嘉诚近年来一系列抛售内地资产、西进欧洲的投资举动。

那一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出现了1992年以来的首次缩水。

在这么一看，外资大撤退仅仅是苏州的错吗？其实大伙儿心里都清楚答案，是整个投资环境出了问题。

为什么外资会在一夕之间风云突变，纷纷撤离？

先看本次撤资事件中，日本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向日东电工东京总部的问询：这家高新企业一名干部表示打算撤离苏州的原因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苏州工厂难以为继，公司内部也有产业布局的调整。

这种产业布局调整的结果，就是大多数外企将工厂从中国东南沿海搬到了印度和东南亚，好一点还能留在中国中西部城市。

近年日本对东南亚的投资频频超过中国

那么东南亚凭什么能从中国手中拿走世界代工厂的接力棒？

人口红利。中国当初是靠什么吸引起外资制造业的，东南亚如今也不会差很远。

人口红利的消失可以追溯到2010年，那一年中国投资环境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劳动力人口比例达到72.4%的最高水平，随后开始下降。

劳动力逐渐不足，制造业人工成本自然也应声上涨。

一家日资企业，2010年在日本雇佣一名员工的薪资，与2016年几乎无异，但是在中国，薪资水平几乎翻倍。

制造业人工成本逐年走高，资本逐利，自然要去寻找劳动力的价格洼地。2014年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对东南亚和中国的用工成本做出调查，中国是柬埔寨的4.3倍，越南的2.7倍，印尼的1.8倍。

几乎除了旮旯角里的玉门房价便宜到哭，全国上下没有哪个地方这十年来不是在涨涨涨。

苏州紫兴纸业发布的停产解散公告中，解释了几个原因：其一是生产规模小，与国内日益增多的竞争对手相比不再具备优势；其二则是“过去二十年间，工厂所在地逐渐发展成为苏州高新区的商业和住宅核心地段，因为越来越难以维持大兴工业企业的正常运营”，说白了，就是土地成本提高了。

《潜江晚报》采访了日东电工的中层技术人员徐江，10年前徐江就在苏州工业园区附近买了房子，当时的房价还是每平米5000元，如今，他买的房子均价已经涨到20000元以上。

在外资大举撤离前，苏州的房价在8年涨56.5%，园区房价更是几乎翻了一番。辛辛苦苦经营一家代工厂，到头来还不如炒房的赚得多。

土地成本的提高会怎么影响园区的制造业形态呢？在距离日东电工向东约1.5公里的普洛斯苏虹路厂房，如今引进了不少汽车经销商。因为老牌的制造业撤离之后，园区只能靠出让土地等方式，寻找毛利率较高的新兴企业来落户。

除了房价，物价也在过去五年间飞涨。供给侧改革和环保风暴的双重影响下，国内工业原材料的价格直线上升，苏州所承接的电子代工产业大部分仍停留在产业链的低端环节，本身利润微薄，原材料成本上升可谓是当头一击。

中国的高税收同样令实业不堪重负。

2010年，苏州工业企业的总税负为471亿，到2015年，上升到616亿，增幅高达31%，而这5年期间，苏州工业企业的净利润整体下降了9%。

2016年末，那场“中国死亡税率”的大争辩将减税呼声引至高点，曹德旺宜居“中国税收全球最高”的吐槽也如同重磅炸弹引爆了舆论，更难忘的，是2017年年初希捷的大逃亡与苏州税务局的补收税款存在莫大联系。

如今苏州园区已经对外资取消了超国民的优惠待遇，对国内民营企业来说是公平的举动，但是这种一步到位、干净利落不留缓冲带的做法，是不是也吓退了外资？

近期针对特朗普的减税行动，中国开启了一轮对外资的减税行动。新一轮对实体经济的减税降费正在路上，希望制造业真的享受到了最大红利。

在知乎一个“如何看待日东电工关闭苏州电工”的问题里，一名苏州的年轻人留下了这么一个回答：

“苏州不需要低端产业！这种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被淘汰了活该！租不起工厂的滚出苏州！房地产和金融业才是苏州的未来！”

不管这是一种真实心声，还是网友的反讽，我们的的确确看到一个个产业转型的城市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的路上迷途了，当政府可以依靠土地财政获取收入，也就不再有动力招商引资。

地方政府想要高大上的产业，有意驱赶低端产业，而年轻人也越来越不愿意到工厂当一个打工仔，这种彻底抛弃“低端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思路是从上至下的。苏州劳动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在2017年做出的调查显示，19%的企业认为招工有较大困难，较去年上升了9个百分点。

但是这种驱赶的破坏性极大。往大了方面说，经济腾笼换鸟不是一招便成，本土企业如果不能完成接力，世界工厂恐怕会未老先衰。从民生来看，外资的撤退绝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裁员，如果是巨头企业，受到影响的会是当地大大小小的中小微代工企业，倒闭潮、失业潮随之而来。

当全球制造业进行新一轮的调整时，我们不能说苏州错了。

苏州是整个中国制造业的缩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腾飞，也能看到中国工业城市必然要经历的转型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