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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梅嫩德斯是荷兰一所大学的写作课老师。她班上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会至少两种语言。
当安娜给这些学生布置要求用英语进行的写作的时候，他们都能写得十分优美。但是当她在学期最后，决定布置一项让所有的学生用自己母语写作时，这些学生却犯了难。
有个学生甚至亲自找到安娜诉苦：
“老师，我要写的故事是一个悲剧，但是，（我的母语）拉脱维亚语实在不是一种让人伤感的语言。”
有学习外语经历的你，是不是经常会有这种感觉：不同的语言，带给你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它们就像是不同性格的人一样？
而在不同语言里的你，好像整个人的感觉都变得不同了。
那问题来了，在另外一种语言里的你，还是你吗？
不同语言下的我们
为什么性格都变了？
看美剧的时候，我们常常被老外在剧里的那种夸张、直接的表达方式所震惊，且时常内心os：“这你也能说出口？”，“这你是怎么想的？”，“这太羞耻了吧？！”
但是，有出国经历或是有机会经常和外国友人聊天的你，会不会渐渐发现，自己也开始变得像那些老外一样奔放？而且当你刚刚习惯在这个语言下的自己，再切回去就突然有种无所适从感。
这种无所适从表现于，你好像又变回了那个之前的你，而这两个“你”是明显不同的。
笔者就有这样的经历。
在美上了四年的大学，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里，去和美国人、印度人、韩国人、拉美人用英语交流。
比如一个team project的时候，你前几秒还在手舞足蹈地、像在吵架一样般地表达某个观点，这时你旁边的中国同学突然戳了戳你，说：“你给我用中文讲讲你是啥意思？”
你突然就像表演终止一样，秒变沉着稳重的假正经，放低音调开始去斯文、小声地解释。好像一个精神病人刚刚进入了短暂的平静期。
同时，在英语里，我特别不“敏感”。
啥意思？比如我特别喜欢打篮球，在球场上也经常有对飙“垃圾话”的经历，并常常乐在其中。
在有创意的“高级垃圾话”对飙中，也常常夹杂着粗俗的类似F字的脏话。但是我从来都没有什么感觉，即使当我就是被喷的那个对象时。
因为在美国，这种对话太习以为常了。常常是球场上各种损话狂出，结果末了大家又都和没事人一样，甚至相互击掌致意，没事还聊一聊NBA最近又发生啥大事了。
反观我先前在国内打球的经历，是绝对不会说什么“垃圾话”的，大家全都是一副相敬如宾的感觉。如果谁没忍住脏字一飙出，基本就是一场混乱场面的号角。
这种现象是为什么呢？
首先，英语不是我的母语，里面的单词语义也都是我通过学习、模仿、记忆和练习所得，不光语义，甚至一些配合语言的情绪、肢体动作和神态也是如此。
这时候就出现一个有趣的问题：
当我对凭借模仿、记忆所得的外语中的某个单词或者某句话作出反应时，是自然的反应还是非自然反应？
也就是说，面对球场上的垃圾话，我对F**k的理解，是基于我感受到了情绪还是因为我调取了大脑记忆中“F**k”一词的意思从而做出反应？
其实，科研界对“语言影响思维”这个话题一直都非常地感兴趣。
相关的研究表明，从婴儿时期，多语言者就比单语者表现出更强烈的感知力和注意力；在青少年时期，多语者表现出更强的记忆力等多种优势。
这个研究有趣在，它从侧面说明了不同语言之间巨大的差异性。如果语言之间没什么大的差异，学再多的语言，认知水平也不会像研究发现的那样有大的差别。
一个很著名的假说，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又称为语言相对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不同语言的结构影响了使用者的世界观和认知……这个假说分为两个版本，而它的更极端的版本认为语言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思维和认知。
由这个概念绕回来，英语环境下的我，思维几乎是截然不同的。相当的毫无违和感的表达，我几乎不可能用中文说出来。
“亚洲人数学好”
可能真跟语言有关系
很有趣的是，很多研究把亚洲人数学能力完爆欧美人的原因归结于亚洲的数字发音短、且有韵律。抛开这些研究给欧美人开脱的成分，是不是也有点道理？
举例，13845万，中文读起来是“一亿三千八百四十五万”，是不是很有韵律，且你只需要叠加就好？而英文呢，是onehundred and thirty-eight million four hundred fifty thousand。
看出区别了吗？
因为中文的语言，每一“位数”都有对应的字来表示，且所有的数字全是单音节。所以多么复杂的数都是非常简单的音节叠加。
而英文里，想表达个类似的数字这样简单的事情，都是难上了天：你得去数，哪里哪里是百万、哪里是千，然后英文本身的多音节性单词又让这个过程再一次复杂化，就成了上面那个样子。
更痛苦的是，所有英语母语的人都要适应这种模式。
而华盛顿日报就直接为此写了篇文章，写的就是“哪种语言是数学的最好语言？”
其中，作者举例中文、日语、和土耳其语在数字表达里都有远比英文直白的数字位数前后关系。在这些语言里，数字的表达效率更高。
在阿拉伯数字全球通用的当下，数字作为标注顺序、表示数量等用途的符号时非常便利。
但是一旦你要用语言把一个人人都认识的阿拉伯数字读出来，就会出现不同——有的短促便捷，有的冗长繁杂。
这就涉及到一个语言和效率的问题，而这样的效率差异不仅反映在数学，在很多社会现象中都有迹可循。挑个大家接受度可能比较高的吧，比如——说唱。
如果说上个例子中“亚洲人数学好”的“种族歧视”指数达到70%的话，接下来我说的这句话可能会被指为100%——说唱这门手艺，几乎祖师爷专门给黑人兄弟的饭碗（完了感觉会被骂死）。
其实这跟种族无关，而是黑人兄弟长期形成的用语习惯、韵律、音色等等，更适合说唱这种音乐形式。
其实一句话就能讲明白：先有这种语言习惯，后有说唱，一目了然。
不光是外语，方言也是一样的道理。中国说唱为什么川渝是重镇？也是因为川渝地区的方言，重韵律、多快口、讲究文言对偶。
除了说，有时候即使不说，也会有效率的问题出现。比如说，默读。
你想想自己，看到一个数字的时候，是不是内心有一个神秘的声音默默把它念出来了？或者现在正在“默默”看这段话的你，一定有个声音出现在脑海。
这个声音，是谁的？
有人说是自己的，有人说是喜欢的明星偶像的，有人说是和自己性别相反的，有人说是完全陌生的。
不论声音是谁的，语言的不同会让我们在一些事情上的表现、喜好、优劣，有巨大的差异。
仅从这一点就反映出，很多我们不经意、甚至理所当然的东西，都是一种巨大的优势或劣势。
语言是“思维中介”
人人都有不同版本的自己
还记得那本著名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吗？据多方考证，我们叫了多年的这个“汤姆叔叔”有可能不是叔叔？！
问题出在哪儿呢？因为英文里所有叔叔舅舅舅父姨丈全都是一个词，“uncle”。
而中文这种辈分则分的相当细致，甚至因为我们容易弄混的人太多，诞生了一款专门计算辈分的计算器：
在中华文化里，“家族”的概念十分重要。它被反映在我们的语言里，又在一代一代间的语言的传递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
而无数这样的细节差异总和，汇总成了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的思维模式。
看到过一篇文章里写道，我们用语言这个“中介”去交流我们的思维，而不知不觉中这个“中介”也影响了我们，成了我们的一部分，深有感触。
我们大多怀揣着那种“环游世界”的梦想，憧憬着见到广阔的世界后给自己思维带来的冲击。但有时，只是像学习一门外语这样简单的事情，就可以起到同样深刻的作用。
去学习、去接触、甚至只是去简单地了解某个外语的过程，就像是探索一个全新的世界的过程。
文章写到这里，并不会出现什么英语培训班的广告。
此文的意思是，普通像学外语这样稀松平常的小事，就可以同时让我们明白我们思维的局限性和可塑性。
就像在英语环境下的我，在某一刻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可以有两个版本。
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想想，说外语和母语时的自己，你更喜欢哪个？
本文作者：刘瑞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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