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岁的赖名松个子魁梧，不说话的时候不苟言笑，接触他后才发现他性格有趣，经常吐出令人发笑的语句。首次见面是在布鲁克林一间展出的垃圾历史博物馆，馆内摆放了一名清洁工十年来收藏的“宝物”，包括多款旧式电话。赖名松轻声地对我说，他有一部与展柜里相同型号的电话，是他当环保义工时「救」回来的。

2008年一次偶然机会，他认识了非牟利组织「维修联盟」(Fixers' Collective)的创办人，志趣相投之下加入了该组织，成为义工。在该组织起初举办的展览中，展出的是用维修物砌成的作品。后来再举办的周期聚会中，让需要维修旧物而无力支付的人，携同旧物与义工一同修理。这概念类似荷兰的修理咖啡馆(Repair Café)，旨在减少废物浪费，同时连系社区居民，让不懂维修技术的民众，可边喝咖啡边观察。目前全球有1400个修理咖啡馆，不包括「维修联盟」。纽约市暂时没有正式开设的修理咖啡馆。

2010年，赖名松接管「维修联盟」，由每周见面改为每月，并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租借位置开设修理工作坊。「我觉得现在做的是一种社会实验，它是即时的，也是未知的。」八名核心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有人是电视节目音响师，有人是退休老匠，赖名松是名超市采购员，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电脑技术及应用专业。「我一向喜欢旧东西，从前便经常向朋友请教技术。即使我在超市工作，有时也会帮忙修理货架。」

访问当天，来访市民逾30人，他们携带的旧物包含唱片机、留声机、平板电脑、苹果手机以及航拍器等。长桌子上的维修工具和前来的市民各占一角，维修人员向前询问他们的需要，众人便陷入抽丝剥茧的深思中。「如果你交给生产商修理，他们只会闭门造车，修好就还给你。但在这里，人们可观察整个维修过程，也可以提出建议，下次亦可自行修理。」

来自广东的陈文婷带了四件旧物，其中两件被成功修复。电影专业的她拥有一部超8毫米胶卷摄像机，是1965年研发的电影器材。「这部摄像机已经很久没用了，本想放弃它。但今天却被成功修复，又学习了胶卷机的奥秘，原来有很多可调控的零件。」然而另一件产品却未能被修复，那是一部较新型的MP3。「维修人员帮我仔细查看后，发现内部零件已被锁死了，无法取出。我才意识到，有些产品出产时便注定无法修复了。」

在日新月异的电子生产链中，新产品变得愈来愈难修复，反而旧产品的寿命较长。「现在的产品用胶水来合成零件，比起用螺丝合成的旧产品，前者更难以重新组装。」赖名松称，生产商又隐藏了修理信息，这使得一些义工由于缺乏官方修理说明书，只能凭借经验和知识去修理。陈文婷曾接触过生产商，「他们的维修部门限制很多，只帮忙处理一些问题，而且收费高昂，寄相机到厂商总部又怕遗失。」 机缘巧合下，她在一个环保活动上认识了赖名松，仅花了5元捐献金就修复了旧物。

赖名松除了每月举办工作坊，在他空闲的时候也进行「家居实验」。他拒绝在家接受采访，原因是父母觉得，被外界看到了一个似垃圾场的家「很丢脸」。「家中有5部电视、至少20部平板电脑、20部手机、以及一些旧衣服。有的是在环保活动『救』回来的，有的是随街收集的。」他形容那些是实验(Project)，希望研究产品构造和不同的维修方法。「我对旧物品有特殊感情，但父母并不明白，只想我清理好家中的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