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个结论，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认识。对“文革”就是要彻底否定。不彻底否定“文革”的那一套“理论”、做法，就不可能有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可能有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文革给千万受害者带来的伤痛

对于文革，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亲历者都有着深刻的反思：这是一次严重的错误。

邓小平评文革：全局性错误 败坏社会风气

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胡乔木同志的意见，我是赞成的。“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摘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之“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第五部分 作者：邓小平 原载于人民网）

陈云评文革：文革十年惨绝人寰 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

陈云的讲话始终保持着平静的语气：我是共产党员，是实事求是的。大家对于毛主席的功与过，不论说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四六开”。都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实的。我认为毛主席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遵义会议到全国解放，也就是到1949年止，毛主席领导是正确的，应予全面肯定；第二阶段是到1957年鸣放运动止，其间如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虽稍有偏差，但成绩大于错误，应予基本肯定；第三阶段从1957年反右开始，经过三面红旗的胡搞乱开，到1965年止，其间毛主席在1961年退居二线，不问大事，经济才有了转机，但在他当政那一段时间，应予基本否定；第四阶段从1966年到他逝世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革”悲剧，他是主要责任者，应予全面否定。（摘自：《渤海学刊》1993年第3期，作者：《渤海学刊》编辑部，原题：《陈云评价毛泽东》）

陈毅评文革：不是革命 是反革命集团有目的毁党

开始父亲一直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类似党内整风的运动，是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保持思想纯洁的运动。根本没有想到是一场夺权的内乱，所以运动一开始，他是积极地参加这一运动的，通过“十六条”、派工作组他都是举手赞成的，甚至还苦口婆心地与造反派谈话。但是运动向毫无法纪的方向发展，完全成为了一种动乱，父亲从支持到不理解，又转向不赞成，最终是愤怒了……一天晚上，父亲和母亲走到我面前，父亲气得指着我说：“你听到没有，这是革命吗要打倒党内每一个领导干部。这不是革命，这一定是有一个反革命集团在有目的地摧毁着我们的党。”……“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不治”公开批评文化大革命，是父亲认真思考的结果。（摘自：《回忆父亲陈毅》，作者：陈昊苏 陈小鲁 陈丹淮 陈珊珊，出版：华夏出版社）

彭真谈文革：教训深刻 主席犯了严重错误

“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就犯了大错误。不过，也有好处，坏事可以变好事，是毛主席自己用他犯的错误打破了对他的个人崇拜，这对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总结教训，那就不仅是个人的问题，教训要深刻得多。作为共产党员，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毛主席一世英明，最后犯了严重错误，整了那么多人，挨整的人谁没有气？这是可以理解的。（摘自：《百年潮》2012年第12期，作者：彭真传编写组，原题：《彭真复出后谈毛泽东》）

钱学森谈文革：没有总理保护 恐怕我早不在人世了

反“文革”中我们都是受保护的，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那时候我们都是军管的。军管会每星期都要向总理汇报一次。总理下了一个命令，要搞一个科学家的名单。名单送上去后，总理说：“名单中的每个人，你们要保证，出了问题我找你们！”（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钱学森，原题：《周总理让我搞导弹》）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

十多年前，杭州大学地理系曾搞过侮辱人格的“活人展览”。七位老教师被打扮成“地主”、“资产阶级太太”、“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保护人”，受辱于大庭广众之前。这种践踏斯文、戏弄正义的政治恶作剧，令人发指。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当年进驻杭州大学地理系，参与策划这一事件的个别人，至今仍然认为这种摧残知识分子的做法是正确的，是“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做耐心过细的思想工作，以政策开道，严禁逼供信，启发帮助他们讲清自己的问题”的。 这散发着“文革”霉味的语言，不正反映出“文革”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并没有推倒吗？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个结论，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认识。对“文革”就是要彻底否定。不彻底否定“文革”的那一套“理论”、做法，就不可能有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可能有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欣欣向荣的新局面。这是人所共知的。（摘自《人民日报》1984年4月23日头版，作者：《人民日报》评论员，原题：《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

文革浩劫是全局性错误

对文革及其后果应该如何评价？《党史》和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总结已经给出明确的答案：这是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的浩劫。造成这一浩劫“左”是最大的危险。

《党史》第二卷：文革没有任何进步意义

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党史》二卷全面准确地体现了《历史决议》的基本精神：“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分析也基本依照《历史决议》，没有作更多的新推断。所不同的是《党史》二卷不仅详细叙述了“文化大革命”发生发展的过程，而且用较大篇幅专门讲了其严重危害，认为“‘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党、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党的建设等方面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所网站，作者：张金才，原题：《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意义）

1987年邓小平谈“左右”：中国最大危险还是“左”

尽管有国际和国内的大量实践经验，尽管历经大约70年之久的多次挫折，尤其是亲历“文革”十年极左的切身浩劫，然而，“左”比右好的观念在广大干部中还远未清除，以至于在近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左”的倾向又几次抬头。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总结历史经验时语重心长地指出：“几十年的‘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摘自：《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2期，作者：高放，原题：《“左”的根源面面观》）

江泽民党校“五二九”讲话：警惕右 但主要防“左”

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乃是针对当前的“左”的倾向而发。邢贲思的接下来的话更加激烈：“从过去一年里直到今年上半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左’的人士就是冲着现行的方针政策，就是冲着邓小平同志的理论。他们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任意夸大，煽动舆论，制造是非。所以，不回答这样或那样的责难，就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问题上发生动摇。”显然也是针对那种指斥改革开放威胁国家安全的论述。比如江泽民说，“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这实际上是在回答所谓姓“公”姓“私”的争论。江泽民所说的“排除各种干扰”，当然包含着“警惕右”的意思，但由他的全部论述可知，主要是在防止“左”。（摘自：《呼喊》，作者：凌志军，出版：人民日报出版社，载人民网）

王沪宁：着手政改 必须对“文革”有深刻反思

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反思“文革”，是总结文革历史教训的一个尤为重要的方面。近年来，人们从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经济等各个角度考察和分析文革，但从政治体制上来反思文革尚做得很不够。政治体制往往是在对一定政治动荡的反思中逐渐走向健全的。一种政治体制，不可能一建立就十全十美。它要在运转中、实践中和动荡中来不断认识自身中的欠缺、弊端和不足，然后来健全和完善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渐进过程，政治体制最后便会积重难返。文革固然是一场大浩劫，但它也给我们考察我国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依据。温故而知新，今天在我们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对文革做深刻的反思，是不无裨益的，也是很有必要的。（本文于2012年两会召开前夕在《思想潮流》杂志发表，作者：王沪宁，原题：“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

《学习时报》：以康生、张春桥为例警惕以“左”谋私

仅仅自己“左”是不够的，有时还需要以打击“右”作为垫脚石。比如风闻某人与上级精神有不一致的言论，或写文章偏离了“左”的调子，他们或充当告密者，或毫不迟疑地直扑上去，犹如疯狗一般一阵狂撕乱咬。如此这般，其勇于革命的豪情就出来了，爱憎分明的政治立场就出来了，在革命队伍里的可靠性也就出来了。对于这样的人，组织不重用他们又重用谁呢？终于爬到了高位，可他们真的是要为革命做贡献吗？如果我们以为然，那就太幼稚了。在我所知的这些人中，无一不是以此来谋求更多的利益。权力大了，所享待遇的标准更高了，谋取私利的面也更广了。他们与那些从来不讲冠冕堂皇理论的打家劫舍者并无二致，送多少礼金，来之不拒；送多少财物，照单全收，甚至还要借助手中权力安插子女、荫庇子孙，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摘自：《学习时报》2011年7月25日 作者：张心阳 原题为《警惕以“左”谋私》）

光明网评论：某前高官下场再证文革模式是一条死路

薄熙来此前的仕途，如果不说是一马平川的话，那也堪称是坦途一条，绝对算得上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但是，薄熙来在仕途上打马赶路、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过程中，时刻不忘打造、包装个人的政治形象，充分而巧妙地利用其所辖之地的“党的喉舌”以及现代大众传播工具，把其应负的政治义务和必须履行的官员职责转化成个人的“政治魅力”，由此不断垫高其实现个人政治抱负所需蹬踏的台阶。这种“垒台阶”的过程，其实就是把政治人格化的过程。而政治人格化的负面效应之登峰造极，恰恰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现代政治中，政治人格化相较于政治制度化之不可取，就在其以人格弱化和替换品格与政格，以人格抽空和虚置制度及其约束，最终借以人格的“魅力”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由此导致社会大众人格和整个政治结构的“无格”，引发社会政治灾难。按照薄熙来自述，他也是“文化大革命”这种人格化政治所引发的社会政治灾难的受害者之一。只不过，他的这个“受害者”之说，不是用来反思、警戒、清算从而超越为害国家和社会的人格化政治，反而成为其构造自己的人格化政治的一个金字招牌……而就是这样一个龌龊至极的人，在公众面前却是满腹治国经、满口漂亮话的正人君子。这样的人能在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一路上行，真是让已经受过“文化大革命”这茬罪的人们惊出了不止一身冷汗！薄熙来的政治之路，再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模式，已是一条死路。 （摘自：新华网，原载光明网，作者：光明网评论员，原题：《薄熙来下场再证文革模式是一条死路》）

文革如何定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定性文革：给国家人民带来灾难的内乱

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摘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文革所造成政治上的损失：230万干部被牵连

据统计，“文革”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案件”就有2.6万多件，被判刑的达2.8万多人。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摘自《学习时报》2008年9月29日第3版，作者：曹普，原题：《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

文革所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

经济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 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文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 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 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文革”期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 4%，其中 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摘自《学习时报》2008年9月29日第3版，作者：曹普，原题：《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

文革所造成文化上的损失：造就2亿多文盲

文化上，这场由文化领域肇始的“大革命”，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 607人，活活打死 2人，6人被迫自杀（《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亿3千多万人。（摘自《学习时报》2008年9月29日第3版，作者：曹普，原题：《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

文革结束时城市居民生活：10年工资不增反降

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然而，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第897－898页）。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称作“第二货币”。“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五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但对很多家庭来说，虽个个心向往之却只能敬而远之。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划一，蓝、黑、绿、灰，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色调。住房相当困难。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 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户；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户；两户同居一室的44332户；人均居住 2平米以下的268650户。住房大多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摘自《学习时报》2008年9月29日第3版，作者：曹普，原题：《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

文革结束时农村居民生活：1亿人每天赚1毛钱

再看农民的生活。安徽农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中央任命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田纪云：《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安徽凤阳县有个前王生产队，紧靠津浦铁路。这个10户人家68口人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条或秸秆做的。安徽农村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摘自《学习时报》2008年9月29日第3版，作者：曹普，原题：《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