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部全亚裔阵容的好莱坞电影成了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电影名为《Crazy Rich Asians》,中文译名颇为浪漫,叫做《摘金奇缘》。顾名思义,这是一部浪漫轻喜剧。对亚裔而言,这部由亚洲人执导、全亚洲人出演的好莱坞电影的上映是全球电影史历史性一刻。电影也因此博得广泛关注,许多在国外生活长大的亚洲人在该片上映后都纷纷撰文以表激动。
《Crazy Rich Asians》于2018年8月15日在美国由华纳兄弟影业公司发行,是自1993年以来第一部好莱坞出品的、全亚洲演员出演的电影。电影改编自Kevin Kwan在2013年创作的同名传统浪漫喜剧小说,讲述了康斯坦斯·吴(Constance Wu)饰演纽约大学的亚裔美国教授瑞秋·朱(Rachel Chu),随新加坡男友回家与家族见面,发现他们是亚洲最富有的家庭之一的故事。在影片中,她一步步成长最终获得挑剔的婆婆的认可,成功融入“Crazy Rich Asians”群体。
自上映后,电影好评如潮,口碑爆棚,烂番茄评分高达93%。
这部电影的成功,显然对亚裔电影人在美国好莱坞的发展,打下了一座里程碑——如果《Crazy Rich Asians》没有获得如此强有力的评论,显然会被好莱坞用作借口,在今后一如往昔地拒绝亚洲主题及亚裔电影人参与制作。
当然,该电影不仅仅是文化试金石,他本身也是一部精彩绝伦的电影,其故事情节完整、每一个人物都丰满且有内涵,注定了电影的成功。
不过,该电影的上映也引发了一个热议的话题:神秘的亚洲人,真的如传说一般富有吗?电影中所描述的亚洲人,真的具有代表性吗?
亚洲:每隔一天就有一个新的亿万富翁诞生
西方媒体对于给亚洲人贴上“富”的标签的热情日久弥新。
近日彭博社就发表了名为《对冲基金面临亚洲最富裕家庭的新威胁》的主题文章。文章指出,现在越来越多的亚洲家族办公室开始对对冲基金行业发起冲击,从一些老牌对冲基金行业巨头比如Millennium Management LLC中挖掘优秀的、有天赋的交易员,并与传统对冲基金企业形成竞争关系,企图将他们的客户转为自己的客户群。
以Tolaram集团为例,该集团在新加坡运营着一个规模达5亿澳元的家族办公室。集团聘请前千禧集团和高盛集团公司的员工管理1亿澳元自有现金,之后,Tolaram计划将该投资组合转换为对冲基金并在明年开始接受外部资金。该家族发迹于纺织品、消费品和其他大多数非金融业务,此次是其首次涉足资产管理领域。
对于此举,该家族办公室首席执行官Manish Tibrewal表示,他确信他们并不是唯一一个进军资本管理界的家族办公室。在亚洲,至少有8个家族办公室正在或计划进军该行业,并开始接受外部资金的流入。
如今的亚洲可以说是世界资产管理最重要的战场。
Capgemini汇编的数据显示,去年一整年百万富翁的增加速度在12%左右,亚洲地区的百万富翁数量远超其他地区。根据瑞银、普华永道亿万富翁报告,2016年平均每隔一天就会出现一位新的亚洲亿万富翁。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亚洲地区的百万富翁人数占全球百万富翁人数的三分之一,在全球30个超级富豪增速最快的城市中,26个城市都在中国。如今的亚洲家族企业,正在从家族企业过渡到企业;大部分家族企业继承人均不再满足于当前的财富数值,而外部资金和外部人士的流入让家族办公室看到了不固步自封的优势。
一方面,聘请经验丰富的投资专业人士可以迅速地让公司成长起来;另一方面,外部投资者还有助于家庭办公室增强纪律性和专业精神——当老一辈将公司的缰绳传递给年青一代时,这一点变得尤为重要。
中国人在澳投资过多?
辅以媒体的宣传,西方民众对于新兴市场资金的流入相当反感。
在Lowy Institute的民调中,有72%的人认为中国在澳洲的投资太多了!
但是,根据悉尼大学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最新报告,2017年中国在对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有所下降。投资数值与2016年同比下降11%,从115亿美元(154亿澳元)降至103亿美元(133亿澳元)。
2017年外国对澳投资总额为3.3万亿澳元,其中美国和英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投资者,其次是比利时,日本和香港(中国特区)。中国的投资数额仅为2%,堪堪排名第九。
如图显示,中国对澳投资仅仅在矿业板块的比重增长迅猛,在其他所有板块的投资比重均明显跳水,尤其是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及石油、天然气田和新能源等方面的投资比重下跌幅度极大。不断变化的监管、政治和经济格局影响了中国新的投资流向全球,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下降了29%。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初The conversation邀请了超过50位中国企业家、投资者进行调查,其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明确地感受到他们在澳大利亚并不受欢迎;他们对于在澳大利亚投资事宜感到焦虑且不安。
有趣的是,西方社会对于亚洲经济体的崛起也同样焦虑而不安,而这种焦虑在以不同的形式呈现。
电影艺术历来都为当代人思想的镜像反射,《摘金奇缘》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社会对亚洲富豪的看法,其纸醉金迷之极致、其奢靡但品位低级的“暴发户”式生活,显然符合大部分西人对骤然崛起的亚洲富豪的想象。而媒体作为另一种广为传播的途径,则不放过任何一个亚洲经济出现疲软的迹象和征兆——况且亚洲经济体也的确不乏政治和经济上的波动。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速远超发达国家,其在全球市场上所占的贸易、投资、消费等份额接近翻倍——新兴市场的崛起已然改变了全球经济的格局,而这也引起了西方经济体的恐慌。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8年6月8日在其网站上进行了一场网络辩论和投票活动,辩题是:西方是否应该为中国崛起对自由主义价值观造成的威胁而感到忧虑?
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春秋高级研究员Kishore Mahbubbani教授认为,西方经济体之所以恐慌,在于他们认为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这两者是互为因果、密不可分的,而非西方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打破了这一由来已久的固有观念,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威胁。
而与之相对的,近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掀起的贸易保护主义策略,也对亚洲经济体的发展构成了威胁。
社会发展不止,此间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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