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说一周的时间对于政治而言太长了。但是现在一天都长得像是永远；几小时内风向都会转变。问问达顿就知道了。

挑战失败后带着伤痕回到了内政部的达顿现在在几个层面作战：一个丑陋的且变得越来越个人化的关于他干预两个外国保姆签证问题的争斗；一个看上去他躲不开的议员资格争议；以及已经闻到血腥味的蠢蠢欲动的对手。

周三达顿几乎从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全身而退。对他的部门 -- 主要是部门负责人Mike Pezzullo -- 对于部长给外国保姆颁发旅游签证一事三个小时的盘问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工党对于盘问Pezzullo本来也没有多高的期望值。但是他们甚至没能请到前边防局长Roman Quaedvlieg现身。没人知道他的电话号码。调查像是破产了。Eric Abertz称之为“完全波澜不惊”，甚至工党参议员也准备放弃了。

然后周四上午一切都变了。今年三月因为想要帮女友在边防局谋职而被政府解雇的Quaedvlieg现身爆料，给调查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带有“爆炸性的”证据。

他称2015年6月达顿当时的办公室主任Craig Maclachlan打电话给他，为部长的一个“朋友”求助，朋友的保姆被拘押在了布里斯班机场。

这个所谓的“朋友”Russell Keag是达顿在昆州警方服务时的旧同事。达顿已经坚称他20年没和Keag说过话。但是Quaedvlieg的证词则加强了达顿利用部长权力替老友或熟人走捷径的印象。

与此同时，Fairfax传媒在周四夜间又曝光两件事。一是Keag曾被昆州警方的道德委员会质疑，但是最终排除了怀疑。另一件则是关于达顿是否违反宪法44条有无资格担任议员的新指称。

一封写给达顿妻子经营的托儿所的信中谈到了和联邦政府的一项“协议”，拨款给该中心以聘用一名特殊需求教师。达顿是该中心所属信托基金的受益人，但是宪法44条禁止议员“在任何与联邦公共服务部门达成的协议中具有直接或间接金钱利益”。

著名的宪法专家Anne Twomey写了一篇文章表示这是达顿议员资格问题的关键所在。她坚持这个问题必须得递交到最高法院才能解决。工党的Mark Dreyfus 召集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达顿“相当有可能不合资格”。

而达顿在这一周内则警告要报复但是未出手。他说“一名不满的前澳洲边防局高级官员”泄密，但是没有说名字。他说他“保有一个很精彩的（工党议员的）名单”，这些人曾要求他干预签证。他表示这些人要求干预的动机可疑并可能跟工会有关。

新闻公司开始报道曾代表犯罪分子以及“仇恨传播者”要求移民部干预的工党前排议员的故事。

到了周四下午，随着Quaedvileg曝光证据，达顿爆发了。

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他指控这名前边防局局长编造证据，对调查委员会撒谎。他说Quaedvlieg因为失去他的职位而怀恨在心。他甚至要求Quaedvlieg的继任者Michael Outram向Quaedvlieg “提供支持，解决他的个人或精神健康问题”。

达顿还让人们注意Quaedvlieg陈述中的几处矛盾。他指出Maclachlan在2015年6月还没有替他工作，后者是从10月开始才成为他的员工的。

“这是编造的，他所称的电话会谈不可能发生过。”达顿说。而且他也没有要求任何员工就保姆问题联系Quaedvlieg。

Quaedvlieg回应说他可能记错了日子，但是他坚持说有这样一个关于签证的对话发生，并称可能有还未宣之于众的第三个“案例”。他敦促达顿“停止人身攻击，停止对我的行为、动机、诚信、声誉和心理健康的诽谤”。

自由党同事们匪夷所思地看着这一幕幕。一名达顿盟友说这“太滑稽了”。 另一名达顿支持者财政部长Mathias Cormann告诉天空新闻说Quaedvlieg“显然不是可靠的证人”，他的指称要谨慎对待。

曾经公开支持特恩布尔的国家党人，老兵事务部长 Darren Chester则干巴巴地说：“这是两个个性很强的人在表达各自的强烈观点。”

但是达顿称Quaedvlieg可能精神有问题则遭到了医生们的批评。



澳洲医疗协会主席Tony Bartone医生告诉Fairfax说公开评论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是不适当的。

尽管Quaedvlieg的失策对他全然没有好处，工党战略人员把周四达顿超乎寻常的声明视为他如何应对火力的重要例子。他们会谋划战术，不仅在周一的提问时间里折磨他，还将以不信任案来测试他，并可能再次提出要把他提交到最高法院的要求。

他们知道这样并不会成功 - 除非达顿这边的议员故意捣鬼 - 但是他们意图对他施加“最大压力”希望他自乱阵脚。

达顿没有回应采访的要求，但是他应对的方式很明显：他将否认做错什么，并将火引到工党议员和历任移民部长身上。他会把Quaedvlieg描绘成一个怀恨在心的，可能精神不太健康的，无法信任，甚至可能和工党有关系的人。他会利用这个机会提醒选民们工党在难民船和边境保护方面的纪录。

关于难民船和边境保护问题的政治敏感性让工党很难对达顿发起攻击。达顿得意地指出影子移民部长Shayne Neumann在提问时间往往保持沉默。去年他把Neumann描述为注射了镇静剂。

“我觉得他是别人用送冰箱的推车送进来的。”达顿开玩笑说，“他们在提问时间要给他测三四次脉搏，看他是否还活着。”

但是工党会对保姆事件火力全开。指控的并不是达顿违反了任何规则（除了可能在保姆的雇主问题上误导议会之外），而是他给他的朋友们特殊服务 -- 这是普通人无法希冀从政府得到的东西。

本周AFL老板Gil McLachla披露他还要求联盟党帮助另一例签证案例-- 一个要来澳洲打马球的“朋友的朋友”。 （这是达顿于2015年干预Gil McLachlan一名亲戚雇佣的外国保姆事件之外的另一件事）。这更会加深人们对达顿“照顾朋友”的印象。McLachlan的证据 -- 以及他的政府联络经理，前艾伯特员工Jude Donnelly给出的证据 -- 显示了他拥有一条与高级政府部门轻松沟通的路子。

“在本周的参议院听证会上，移民中介告诉我们，相比之下他们为了替那些更值得特殊处理的客户申请签证，必须经过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工党参议员Murray Watt周五告诉澳广电台。

“而我们在这里看到，就因为你认识某人，要打马球或雇佣保姆，你周五下午给部长打个电话，一个小时内签证就批了下来。”

原文作者Michael Koziol是《悉尼晨锋报》和墨尔本《时代报》移民和法律事务记者

新闻来源：https://www.theage.com.au/politics/federal/high-stakes-for-peter-dutton-as-roman-quaedvlieg-seeks-showdown-20180907-p502c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