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西方现代国家小学教室的课桌因此不再是单一面向教师，而多以围坐的方式摆放，以便于儿童在活动式教学中可以相互讨论，随时表达自己的观点。儿童的入学权利，教学过程中不受侵犯和虐打的权利，不受歧视的权利，都有了非常完备的法律保障。对儿童权利的重视和保护，甚至给老师很大的压力。这篇文章将告诉读者中国孩子在外国上小学的情况……

很有“上进心”的学校也让家长感到不安

我的孩子明年要上小学了，楼下这所学校将是他第一次离开家，进入国家构建的教育体系的第一步。社区里流传着关于学校的诸多传言：这是一所对秩序要求非常严格的学校。为了安全，课间时间不许去操场上奔跑，甚至去厕所也要按照规定的路线和脚印走。按规定下午4点半放学，但老师经常延长课堂时间，有的时候下午五六点才能离开学校。分数仍然是衡量和评价孩子最重要的标准。老师发给家长的短信里，最主要的内容还是通报测验成绩以及成绩在班级中的位置。如果课堂表现和测试成绩都不理想，家长也会成为被责罚的对象——曾经有老师要求表现不佳的学生的家长去教室陪读一个星期……如果是30年前，家长可能会对这样很有上进心的学校颇为满意——严格地教学和管教孩子，以获得成绩上优先的排名，是当时学校和家长的一致诉求。

但现在，这些传言却让我感到不安。公允而论，我自己就是在这种教育的氛围里学习并成长起来的。可是，当我的孩子也面临同样的教育境况，我却深深犹豫了——他应当面对如此严苛的环境吗？

仅仅一代人，教育观念就如此隔裂，或者我们得梳理并理解何以至此。

教育应该在尊重儿童的人格和天赋

在西方现代国家的教育史上，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教育发生变革的一个契机，改变的不仅是建学校和入学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对儿童在教育中地位的重新思考和认识。儿童是什么？他应该以什么方式接受教育？这是贯穿西方近现代教育史的两大问题。对西方现代教育影响最深刻的是由杜威、蒙台梭利等教育思想家在上世纪中期做出的探索和回答。虽然他们提出改革基础教育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核心观念都是一个——孩子是教学的中心，教育应该在尊重儿童的人格和天赋的基础上进行。这两次运动奠定了儿童在现代教育中不可动摇的地位，教育重心开始由传统的教师为中心向儿童转移，如何学比如何教更加重要。

成人对孩子的耐心和宽容，让孩子感受到尊重，他会用更合作和更体谅的态度来回报这种感觉。但这种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实践其实非常艰难。真正和孩子能平等和谐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大多数时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成人只有偶尔才能体会到权力运用得当、不动声色控制场面的甜美时刻。虽然分寸感极难拿捏，但我相信有相当多中产家庭的年轻父母，正在自己从小就接受的威权教育观念和西方舶来的“孩子才是教育中心”的精神产品间，磕磕绊绊地寻找着教育孩子的平衡点。

但当我们的孩子要离开家庭，进入到一个我们力所不能及的庞大的教育体制中时，传闻中的学校教育与我们正在摸索着实行的家庭教育之间有很大差异。卢梭曾经说过，如果几种教育在一个学生身上相互冲突，那么他所受的教育就不好，而且将永远不合他本人的心意——这也是我对即将入学的孩子的担忧。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他人合作相处的能力

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看起来是一个最具冲击力的改变机会。在西方教育史上，以大机器生产为核心的工业革命产出大量物质财富，终于让近代教育中关于“发现儿童”的理论硕果，变为比较普遍的现实。财富的增加导致教育投入的增多，大量硬件设备符合标准的新学校建立，让教育不再是稀缺资源。工业革命创造的大量工作岗位，让普通人也有机会分享社会财富，学校不再是获取资源最重要的通道。当与利益和资源争夺的联系不那么紧密时，学校便开始真正有空间实施“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

当然，对儿童的教育改革仅仅是社会改革运动的一部分。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女权运动、社会工作者、慈善家蓬勃兴起，收留流浪儿童、弃儿和乞丐的机构也大大增加，与儿童受教育方式的探求相辅相成。教育绝不是一个发生在学校围墙内的孤立的问题。一所当下最优质的小学中孩子获得什么样的教育与多大程度的尊重，与街边一个流浪儿童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当儿童的自由和权利不被重视在街头和乡村还普遍存在时，一个即便在城市中最好小学就读的孩子也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尊重，获得属于自己个性发展空间的。

作为对以上社会改革运动的反馈，北美大陆的进步教育运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高潮。1916年杜威发表了《民主主义与教育》，这本书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卢梭的《爱弥儿》一起，被认为是三大教育经典。杜威在书中试图探索在工业化时代更为现实的教育方式。他提出的实用主义哲学成为进步教育运动的指导思想：智力发展与良好体质之间有密切联系，因此注重学生的体育锻炼；强调让儿童从自身的经验，而非从僵硬的书本中学习；把儿童的兴趣作为教育的出发点；以合作和团体活动为主要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他人合作相处的能力——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现代教育的思想基础。

他们对儿童权利的重视和保护，甚至给老师很大的压力

如今进入西方现代国家的小学教室，还能清楚地看到杜威的思想遗迹。比如在看似简单的课桌摆放方式上——杜威提出以做活动的方式，让孩子从亲历经验中学习，很多西方现代国家小学教室的课桌因此不再是单一面向教师，而多以围坐的方式摆放，以便于儿童在活动式教学中可以相互讨论，随时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孩子为教学中心的出发点甚至影响到了桌椅的高度、长宽比例，照明灯与桌面的距离……课堂内的种种细节都暗藏着对儿童的关注和尊重。儿童的入学权利，教学过程中不受侵犯和虐打的权利，不受歧视的权利，都有了非常完备的法律保障。对儿童权利的重视和保护，甚至给老师很大的压力。曾经在教育中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的老师，如今却成为审判席上的弱者。一位曾经在美国留学的学者告诉我们，他的儿子在美国读了一年小学，班上有一位墨西哥的小孩子因为和另一个小孩起纠纷，觉得老师的处置偏袒另一个孩子，这位墨西哥小孩便向校方投诉。于是校方和家校联合会共同就此事召开听证。这位学者看到那位被投诉的老师在听证会上，因为巨大的压力一边解释一边失声痛哭。

实例分析：

澳大利亚堪培拉北高奔小学:

2010年,8岁的李香书随在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的父亲李永涛来到了堪培拉。4年的学习生活,彻底让李香书爱上了这里自由的学习氛围。“澳大利亚的老师就像一个朋友一样,你不会觉得这个老师严,那个老师凶。校长有时候路过我们班,还会突然拐进来给我们表演魔术——看,我的大拇指断了!”

“小学生应该穿校服吗?”跟预期中的自由散漫不同,澳大利亚的公立学校也要求全体学生必须穿校服。在国内习惯了一切统一,听从要求的李香书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但班上的孩子们却有不同意见。

学校的解决方式,是让同学们一起写个小作文,共同讨论穿校服的利弊。“有些同学觉得穿校服不自由,有些同学又觉得穿校服省事儿。大家最后在一起讨论,得出的结果是,还是要穿校服,这代表我们是一个集体,这是我们北高奔小学的象征。”经过了这样的讨论,学生们对校服就认真起来,学校的校服可以买二手,也可以把自己的旧衣服标价卖出去。很多学生毕业的时候,还会把穿过的校服集中起来,当作礼物捐给学校,再次售出的钱用来做学校的发展基金。布置这种讨论的时候,老师们完全把小学生当作成年人来认真对待。

李永涛觉得,思辨性作业的影响远远超乎了孩子的童年。他自己是国内一所高校的研究生导师,每次期末都要三番五次跟学生强调,不要抄袭,要有自己的创见,可交上来的论文里还总是抓得出李鬼。在堪培拉上课的时候,当地同学作业中的论述、引证,其中体现的独创性,都远远超过了同龄的中国学生。“澳大利亚从小学就开始强调孩子的自学能力了,同样是学热带雨林,我们可能就是死记硬背,每天有多少亩雨林消失啊,最长的河流是多少多少米啊。我女儿他们的作业是上网自己查资料,给你发了一张表格,上面有20个栏目,让孩子去查雨林的知识,自己设计题目,准备出答案,再到班级里互相考。还可以选一个濒临灭绝的热带雨林动物,选哪个动物,判断它是不是濒临灭绝,都要孩子自己动手查资料。最后作业呈现形式是设计一个T恤图案,看谁的宣传效果好。”

澳大利亚的家长真的不在乎学习成绩吗?李永涛心里一直绕不过这个弯来,直到一次参加自己同学的聚会,组织者是一名大学教授,席上她的儿子谈到未来的理想,告诉众人,他想当一名泥瓦匠。李永涛听了大跌眼镜,却看到这位大学教授高兴得起身拥抱儿子:“这是个好职业,太棒了!比我的薪水都高!”

“他们不像咱们,职业高低贵贱差别这么大,不管什么职业,只要孩子喜欢就行了。”李永涛分析,澳大利亚的社会已经足够发达,生存就业不成问题,不是非要有大学文凭才能找到工作,因此澳大利亚家长对成绩没那么看重。而教育资源的发达,又减轻了学生们竞争的压力,澳大利亚的小升初,正常情况下是继续按照片区就近升学,学生的升学成绩,是按照每学期期末考试与毕业统考的分数综合计算,如果有心仪的学校,学生可以拿着分数和老师写的推荐信去申请,若是申请失败,仍可以继续在片区内的初中就读。

当学校不需要受制于分数,老师给学生、家长以极大的自由度,学校不去要求所有孩子都必须升入大学时,他们就是把学生当作独立思考的主体——“孩子有自己选择的权力。”

回过头来看,李永涛总结,澳大利亚的教育主张顺其自然,充分尊重学生的天性,老师总是在说“我不能强迫别人做事”。但以中国人的眼光看来,这样的宽松也使其基础教育过于轻松,到了六年级,很多学生还不会使用乘法口诀。相反,中国把教育当作一种谋生手段,基本功确实扎实,但最大的问题是过于讲究统一,什么都有标准答案,全班同学都按照同一个进度学习,扼杀了孩子们的创造性。李永涛感叹,如果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基础教育能结合起来就好了,而这并不是靠一个家庭能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