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Facebook首席运营官的桑德伯格，被媒体称为“Facebook的第一夫人”，她是第一位进入Facebook董事会的女性成员，福布斯上榜的前50名“最有力量”的商业女精英之一。

“拥有一切”也许是女人遭遇的最大陷阱。在各类交谈中、报纸头条和文章里，人们总是很随意地提到这句话。这几个简单的词原本是想表现女人的理想状态，却让我们力不从心。

与其思考“我们是否能拥有一切”，不如去问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我们能做到一切吗？”答案显然是不能。每个人总是在不断做出选择，比如：事业和家庭，运动与放松，与别人相处的时间以及给自己独处的时间。

为人父母就意味着每天都要在时间上做出调整、妥协和牺牲。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牺牲和辛劳并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须做的事情。我认识的大多数女性都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她们也经常担心自己不称职。我们会拿自己工作上的努力程度和同事（常常是男性）作对比，而他们所做的家务却比我们要少得多；然后我们又拿自己在家里的努力程度与那些全职妈妈们作对比。旁观者的议论让我们感觉自己在挣扎应对的同时还在滑向失败，这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完美主义是我们的大敌。格洛丽亚• 斯泰纳姆的话很贴切：“你不可能做到一切。没有人能做两份全职工作，不仅把孩子照看得很好、一天三餐都下厨，还可以在凌晨享受性高潮……女性运动反对的就是‘女超人’。”

我在谷歌的头4 年里，每天都会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7点。当时，我负责管理全球的运营团队，认为自己尽可能地亲力亲为非常重要。

儿子出生时，我想休3个月产假，又担心休完产假我的工作岗位就没了。生孩子之前，所有的事都让我感觉不轻松。谷歌正在快速成长，公司结构常常会重新调整，我管理着公司最大的团队。同事们常常建议重新调整团队结构，这就意味着他们将做得更多，而我会做得更少。生完孩子当天，一回到病房我就开始上网查看邮件了。

随后的3个月，我根本就不可能对工作完全撒手不管。我总是在查看邮箱，在起居室里开电话会议，这期间还可能要给孩子喂奶，一些人很可能会因此崩溃。我试过在儿子睡觉的时候开会，但小孩子可不会乖乖地遵从你的时间安排。重要的会议我会带着孩子去办公室开。尽管我和儿子也一起度过了一些美好的时光，但回忆起来，那段产假休得并不开心。

3个月后，我所谓的产假结束了，我又回到了我热爱的工作岗位上。但当我把车倒出车库，正要去办公室开始回归工作的第一天时，胸口突然出现了一种重压感，接着眼泪就顺着脸颊流下来。虽然“休假”期间我一直在工作，但那时儿子基本上一直都在我身边。而回到办公室则意味着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会急剧减少。如果我还是和从前一样每天工作12 个小时，就得在他醒来时离家、在他睡着时到家。若要保证陪孩子的时间，我就必须调整工作时间，而且要坚持下去。

从此，我开始早上9点到公司，下午5点30分离开公司。这样的时间调整让我可以在上班前、下班后及时地给孩子喂奶，然后再哄他睡觉。我很担心我全新的出勤记录会损害我的公信力，甚至让我丢了这份工作。

为了弥补这一点，我不得不在早上5点就开始查收邮件。是的，孩子醒来之前我就起床了；每天晚上孩子入睡后，我会再回到电脑前继续当天的工作。我竭尽全力不让大多数人知道我的新时间表。我的天才助理卡米尔出了个绝妙的主意，建议我每天的第一个会议和最后一个会议都在其他办公楼进行，这样可以让我实际到达和离开办公楼时不至于太招摇。如果必须从我的办公室直接下班，我就会先在大厅里观察停车场，瞅准没人的时候才会冲出去发动我的车。

回想起来，我发现这种顾虑源自内心的不安全感。

渐渐地，我开始明白，我的工作并不真的需要让我每天都花整整12个小时待在办公室。我开始更加高效地工作：只有在参加或主持必要的会议时，我的注意力才会更加集中；在离开家的每一分钟，我都坚定地把自己的工作效率提升至最高水平。我开始留意那些以我为中心的工作时间，也取消了不必要的会议来保证这些重要的时间段。我试着只关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

刚到脸谱网的头6个月，我的工作相当辛苦，我知道我应该说“具有挑战性”，但“辛苦”更符合事实。

公司里很多人都会学扎克伯格像夜猫子一样工作。如果我安排和某人在早上9点开会，那个人很可能不会出现，因为他会以为我说的是晚上9点。大家都在公司时，我也需要在公司，我担心下班太早会让我看起来过于特殊甚至是倚老卖老。我一次又一次地错过和孩子们共进晚餐的机会。戴夫告诉我他在家陪孩子，他们都很好。但我的感觉并不好。

我回忆起此前在麦肯锡听到拉里• 卡纳里克所说的那些话，突然意识到如果我再不对这种状况加以控制，就无法把这份新工作坚持做下去。我会因为见不到家人而懊悔，很有可能还没等到休假就决定辞职。我开始强迫自己在每天下午5点半离开公司。虽然我身体里每一处好强、进取的细胞都在尖叫，让我留下来，但除非是有特别重要的会议，否则我都会毅然地准时走出办公室。一旦这样做了，我就发现其实我能做到。我不是宣称我一周只能工作40个小时，我也从来没这样说过。

对母亲来说，控制负罪感和时间管理一样重要。当我休完产假回去工作时，其他上班族妈妈都告诉我要有心理准备，因为有一天我儿子可能会哭着要保姆而不是妈妈。果不其然，当他11个多月大，能在自己房间的地板上爬来爬去，有一次被玩具绊倒了，他大哭着向保姆而不是我伸出小手。我的心都碎了，但戴夫认为这是个好兆头，他的理由是，在儿子的生活中我们是核心人物，但对照顾他的人形成一种依恋感则有利于他的成长。我理解他的逻辑，尤其是现在，但当时我真是难过得要死。

直到今天，我还是会计较有多长时间没陪孩子们，一旦错过和他们吃晚餐或是没能在晚上陪伴他们，我都会感到难过。真的一定要出这趟差吗？这次演讲对脸谱网真有那么重要？这次会议到底有没有必要？戴夫远没有像我这样焦虑，他认为我们能经常回家吃晚饭就已经做得很好了。

一项对双薪家庭父母的深度访谈揭示了类似的结果：母亲常常会因为工作对家庭的影响倍感自责，但父亲通常不会。正如白宫计划（White House Project）的创始人玛丽•威尔逊（Marie Wilson）所提到的：“如果有人能找到一个没有负罪感的女人，那么我就能向你证明其实她是个男人。”

习惯于花时间去想自己没做到什么，和很多人一样，我擅长自虐。即使我可以得到很多支持，但有时候仍觉得事情多得分身乏术。当我不再那么关注冲突和妥协，而更关注手头的工作时，我就会镇定下来，而且还颇感满足。我喜欢我的工作，也喜欢那些既有才干又有趣的同事们。当然，我也喜欢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对我来说特别棒的一天应该是这样的：从鸡飞狗跳的办公室冲回去和家人吃顿晚餐，然后躺在摇摇椅上，让孩子们爬到我腿上。我们一起摇着、一起读书，这算是他们一天当中最安静（好吧，也不是每次都那么安静）、最快乐的时刻。之后，他们不情愿地上床睡觉，而我也不情愿地（好吧，是一路小跑地）坐回我的电脑前。

当我的两个世界相撞时，也挺有意思的。有那么一段时间，马克• 扎克伯格会在每周一晚上要求大家召开战略会议，这样我就没法回去吃晚饭，所以会带孩子们来我的办公室。脸谱网对员工家属的友好令人惊讶，对孩子们来说就像到了天堂：进屋就有比萨吃，糖果取之不尽，而且工程师们也很乐意和这些小访客分享一大堆乐高玩具。我很高兴孩子能和同事们结缘。扎克伯格一度教我儿子怎样击剑，他们有时候还会拿着仿制的宝剑进行练习，那场景很有意思。

我从没说过自己能每时每刻都保持平和的心态，或是完全集中注意力，我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每次我都会先提醒自己，世上没有完人，之后再确定在家里和在公司时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于是心情就会好很多，工作效率也会更高，很可能还是个更好的母亲。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詹妮弗•阿克尔（Jennifer Aaker）的研究显示，设定一个可达到的目标是幸福的关键。

我们需要追求的不是完美，而是要以可持续、可实现的计划为目标。我们需要问的不是“我能做到一切吗”，而是“我能不能做到那些对我和家人来说最重要的事”——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孩子们快乐、健康地成长。

如果我必须为成功下个定义，那就是：成功，是为自己做出最好的选择，并且接受它们。

附：【FACEBOOK 谢丽尔·桑德伯格TED演讲】

为什么女性领导那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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