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70岁之后做过3次大的癌症切除手术。女儿在陪母亲住院做胃癌切除手术期间，自己也被检查出患上了胃癌。医生安排母亲住院手术时，女儿却对医生说：“我们报名去朝鲜玩儿。我跟我妈商量了，我们想先去旅游，回来再住院，行吗？”医生惊诧，怎么会有这样淡定的患者？女儿说：“我在和时间赛跑，我要让自己和母亲的人生不留遗憾。”

这对母女就是退休老人杜雪琪和她的母亲。

母女俩，在旅途

今年70岁的杜雪琪退休之前是北京一家医院的行政人员；杜雪琪的母亲则是一位“老革命”，和丈夫一起经历了8年抗战、4年解放战争，后又成为抗美援朝战场上为数不多的战地女记者。

在朝鲜4年，她和战士们一起猫山洞、吃冰雪，冻得几个月不来月经，落下了严重的妇科病，因此一生只有杜雪琪一个孩子。抗美援朝胜利后，母亲从部队转业，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后留校任教。离休之前，她已是人民大学民法教研室主任、我国第一代婚姻法专家。

杜雪琪不仅出生在军伍之家，她本人也18岁参军，直到退伍后才到北京一家医院安顿下来。杜雪琪说：“可能是因为在医院工作，经历了太多的死亡场面，看到许多生前很有钱或者很有成就的人，甭管男女，去世时都是光着身子，插着尿管，身上只盖一条白被单，没有一点尊严。每次看到我都会想，谁都会有这么一天。退休后，我一定要带家人把没去过的地方都走遍，别让人生留下遗憾。”然而，杜雪琪带着家人去旅行的梦想还没有实施，相濡以沫的丈夫就匆匆离世。

杜雪琪的爱人是我国著名散文家、北大中文系教授佘树森。很多七八十年代的初高中生都在课本上读过佘教授的美文。佘教授曾和爱妻约定：“等退了休我们一起去旅游。”然而，1992年底的一天，下午还在给研究生上课的佘教授突然吐血，很快被确诊为肝肺癌晚期，4个月后就溘然离世，年仅55岁。

爱人去世3年后的1996年，杜雪琪的母亲被确诊为直肠癌。“肿瘤离肛门6公分，一般手术都不保肛，手术之后病人要带粪袋生活，我母亲坚决不干。后来我找到肿瘤医院最好的专家给母亲做手术，医生把尾骨切掉一块拿掉肿瘤，肛门是保住了，但是碰了脾神经。手术后伤口好久不愈合，每天晚上我都要用中药给母亲泡伤口，每次泡完伤口都是半盆血汤，现在母亲也老是腰腿疼。母亲的神经系统也在出生入死的战场上和解放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中破坏了。现在每天睡觉得吃3种安眠药。母亲被疾病折磨得很痛苦，女儿却不能替代她，所以其他方面我尽量满足她，让她幸福指数高一点。”杜雪琪说。

爱人突然去世，父母身患重病，让杜雪琪坚定了带父母出境旅行的念头。1998年，她定好了带父母去香港和泰国的旅行团。父亲知道后却特别抵触，老人怕花钱，坚决不去。杜雪琪骗父亲说：“钱都交给旅行社了，退不回来了。”父亲才勉强同意。

旅行之前非常抵触的父亲在泰国却玩得很高兴。他们去芭提雅，吃泰餐，老人兴致勃勃。第二年，杜雪琪又带父母去了一趟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旅行回来后不久，老父亲就得了老年痴呆症，后来还被查出膀胱癌和喉癌，不停地住院做手术。到2005年临去世前两个月，父亲突然清醒了，对女儿说：“孩儿啊，多亏了你，咱们那时候出国玩儿多好啊！孩儿啊，等我好了，咱们再去美国。”杜雪琪连忙说：“好好，等你好了咱们一定去，一定去。”那时候杜雪琪就想：父亲原来那么怕花钱，到临终时却最想去美国玩，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自己和妈妈别到人生终点后悔还有想去而没去过的地方……趁着现在还能动，赶紧走。

2005年冬天，父亲刚去世后不久，母亲说想去日本。杜雪琪说：“走。”从此，她们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母女背包客”行程。2006年，母女二人行走欧洲三国，2007年去俄罗斯……2013年，两位年龄相加150多岁的母女还远赴南非看了野生动物。

杜雪琪推着妈妈在南非旅游

2008年，82岁的母亲说想去朝鲜，看看她抗美援朝时打过仗的地方。杜雪琪立刻报了团。

母亲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为了走得放心，出发之前杜雪琪特意带母亲去医院做胃镜检查。不想，母亲竟被诊断出胃癌，医生要求立刻手术。癌症对于这个家庭已经是“老朋友”，赶不走，就必须适应和这个“老朋友”在一起的生活。杜雪琪担心母亲，但她更忘不了父亲临终前的遗憾，她征求母亲的意见后对医生说：“我们报了旅游团，让我们先去玩吧。”医生先是很惊诧，但是听完母女二人的故事后，同意了杜雪琪的请求。

2008年8月5日，她们从朝鲜回到北京，8月6日去办住院手续，杜雪琪又跟医生请求：“先看完奥运会开幕式吧。”就这样，看完开幕式母亲才去做手术。“中国有句老话叫‘落叶归根’，我倒觉得这种观念过时了。我更喜欢那句古诗，‘青山处处埋忠骨’，我干吗非要死了在北京火化啊？跟母亲出门，水电一关门一锁，我们俩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我们的家！真是走到哪里走不动了，就在那里安眠不是也很好吗？”杜雪琪淡然地说。

母亲做胃癌切除手术期间，杜雪琪每天在医院陪护，没事时经常和大夫聊天。医生无意间说起，因为我国影像技术不够发达，所以病人发现胃癌一般都是中晚期了，有胃病的人一定要定期做胃镜检查。杜雪琪就有很多年的胃溃疡，医生的话提醒了她。把做完手术的母亲接出院之后，杜雪琪自己到医院也去做了胃镜，结果只提取了一块活检样本，就发现了两种非常恶性的癌细胞。很快，杜雪琪也做了胃癌手术，胃部被切去了三分之二。

“我爱人不抽烟、不喝酒，结果得了肺癌。我本人吃东西非常注意，一次性杯子人家说里面那层蜡对人体不好，我们家从来都不用，喝水都是喝矿泉水。你说怎么会得这种病呢？事到临头慌张也没有用，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治呗。”杜雪琪很想得开。

2008年之后，这对死里逃生的母女更是越走越远。“被查出癌症之后，我就更想开了，就觉得我后面的时间都是捡来的。生命的长短谁也没有办法决定，很多比我更加优秀的人很早不是也没了？但是谁都能决定自己生命的宽度。”杜雪琪说。

2011年6月，杜雪琪和母亲在欧洲旅行

杜雪琪的母亲除了患有3种癌症，还有糖尿病、高血压、老年抑郁症等多种老年疾病。但是杜雪琪发现，只要推着母亲外出旅行，母亲每次都是胃口大开，吃得好、睡得香，非常开心。

在家里时，杜雪琪和母亲每顿都只吃半两米饭，很少吃肉。2011年去德国，旅行团请游客品尝德国啤酒和“猪肘餐”，“猪肘餐”实际上就是猪蹄髈。导游分给游客每人一扎啤酒，一大盘子猪蹄髈。

我妈在家吃肉特别少，我说这一大盘可怎么吃啊？正跟别的团友叨咕这个事，回头看我老娘，好家伙，三分之二的猪蹄髈都进肚子了！

我吓了一跳，赶紧说：“妈，你可别吃了，咱糖尿病呀！”

我妈说：“我就着啤酒好吃好喝，太爽了。”

每次说到这件事，都是她乐我乐。我说：“妈，你可太能吃了。”

母亲说：“那德国啤酒太好喝了。”

2012年，杜雪琪推着母亲到美国玩儿。母亲都86岁高龄了，参观大峡谷时，非要坐滑翔机穿越。杜雪琪恐高不敢坐，母亲很不高兴地说：“你就是怕花钱。”去纽约第五大道，母亲印象可好了，回国后想起来，还老说第五大道好。杜雪琪跟母亲开玩笑：“好什么呀，你老要上厕所，玩儿那么一会儿，我就推着轮椅带你找了3次厕所，都没玩儿好。”母亲孩子似的不吭声了。

去夏威夷之后，杜雪琪才明白为什么很多名人都定居在夏威夷。那里年平均气温30度，人口也少，靠海边。前院进来客人，后院就能钓鱼，马上吃海鲜，非常舒服。

国外生活方便，吃穿都很便宜。旧金山的大螃蟹每只25美元，又大又好，买一只，杜雪琪和母亲勉强吃完。十几年旅游，杜雪琪说，她们只花掉了一部好车的钱，但是换来的快乐和健康却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我们就是工薪家庭，现在这个年龄，吃也吃不动，买一件衣服好几年也穿不坏。生活上要求非常低，就是旅游花点钱。我的想法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条件，给自己创造最好的生活质量。我们不愿像很多人，活着的时候不享受，死了大操大办。”

对于自己的后事，她想得更开：“我就遗体一捐献，连火化的钱都省了，还少给孩子找麻烦。”

2008年，杜雪琪的母亲（左）与柬埔寨儿童在一起

在畅游世界的过程中，杜雪琪和母亲认识了很多老年“驴友”，其中就有北京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董路的父母。一次，董路的父亲对杜雪琪说：“此生要是没坐过游轮，是一大遗憾。”杜雪琪很快对母亲说：“妈，我带你去坐坐游轮吧。”

2012年国庆节，母女二人登上了首次来到中国的海上“巨无霸”——皇家加勒比海号游轮。

说起乘坐游轮旅行，杜雪琪至今非常感慨：“感觉是过了8天神仙过的日子。游轮大到什么程度？我从登船后每天就数上边有几个游泳池，到下船时我也没数过来。上面有篮球场、排球场、有攀岩的地方，甚至还有个小教堂。我们在公海上，所有的通讯联络都没有，与世隔绝。从卧室的海景舱透过玻璃就能看到海。在游轮上享受热水冲浪，蓝天，白云，空气特别好，我躺在冲浪池里舒服极了。”

游轮上有2000多个服务员，来自39个国家，牙买加、印度、菲律宾……客房服务生每天都会给杜雪琪母女带来惊喜。他们会把客人用的毛巾每天叠成不同的小动物形状放在床上，把老母亲喜欢得不得了。“革命”了一辈子的老母亲感慨地说：“不坐游轮真不知道，人还能这么生活，还可以这样享受。”

“下船的头一天晚上，旅客聚餐，所有服务员都穿着统一服装站好给我们唱歌，他们用英文唱了一首《我的太阳》，还用中文唱了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唱得我们心都沸腾了。”

2014年20个国家和地区的旅行，让杜雪琪母女开阔了眼界，对文化和世界也有了新的思考。去俄罗斯之后，杜雪琪母女发现，俄罗斯的森林、铁矿都没有开发，保护得非常好。杜雪琪认为，俄罗斯的未来不可限量，不像我们把子孙后代的资源都预支了。

到欧洲旅行时杜雪琪发现，中产阶级人家都是旧房子、旧家具，不像我们有钱就买房、装修。人家吃得也非常简单，重视的是幸福指数和生活质量。到了周末，所有商店都强制关门歇业，一家一家的人会开着房车带着狗出去度假。那里实行6小时工作制，超时工作是要被罚款的，大家工资都差不多，贫富差距也不太大。

2013年，她们母女去南非时，看到南非贫民窟里的黑人住的都是铁皮房子，连我国的很多农村都不如，但是那里的人都特知足。不像我们，没钱的拼命挣钱，有钱的也有不尽的烦恼。南非机场的黑人乘务员笑起来非常爽朗，活得很简单也很愉快。“不出去不知道世界什么样。走了这么多国家和地区，我觉得我们很多教育都是失败的。”杜雪琪说。

母亲在北京，每年冬天都咳嗽得特别厉害。但是有一年，她们去日本正好赶上50年未遇的大雪，房子都压塌了，旅游车在高速公路上停了17个小时，仍秩序井然。母亲竟也一点都没咳嗽，因为那边空气好。

母女俩最难忘的一次旅行是在美国夏威夷。那天本来杜雪琪想去买东西，让母亲在宾馆里休息。母亲不干，说：“我大老远来到这里是住宾馆的啊？我也要去。”杜雪琪就用轮椅推着她去了夏威夷海滩。结果母女俩一直遛到晚上8点多才回去，走了6个多钟头。有商店就逛商店，累了就坐在海边休息，吃个冰激凌或小甜点。海边微风习习，异国他乡，就她们两个人。杜雪琪觉得，这一生好像从来没有跟母亲这样贴近过，特别温馨。那时她就想，哪一天母亲不在了，这一幕就是她最难忘的回忆。

一位七旬老人，用轮椅推着另一位高龄老人去旅行，行李怎么拿、语言不通怎么办？杜雪琪说：“没出国之前我也总害怕，真正出去了才发现，国外也净是活雷锋。”

一次，在德国纽伦堡，杜雪琪去超市买东西，母亲坐在轮椅上等她，结果杜雪琪没把轮椅锁好，她刚走出几步轮椅就滑了出去。她往回跑，当地一个人高马大的女士见状也跑过去，结果还是那个女士跑得快，把母亲的轮椅扶住了。

杜雪琪特别感动：“虽然没有雷锋教育，但是人家的习惯就是帮助弱者。经常我去超市买东西，我妈坐在轮椅上在外面等我，不知会有多少人走过来，问老太太是否需要帮助。我们感到特别温暖。”

国外的文明程度让杜雪琪感觉特别好。历次出国她感受最深的就是，作为女性，特别是岁数大的女性，在国外处处受到尊重。比如出入电梯，男士都是微笑着示意让她们母女先走。“每次坐飞机出行，到了机场，乘务员帮我托运轮椅，下飞机时准备好轮椅接我们。每到一个国家，外出时我都装上一张酒店的卡片，自己找不回来，都会有人按照卡片把我们送回酒店。”

2014年，杜雪琪和老母亲的身体都愈加虚弱，没有再安排旅行。母亲说：“哎呀，现在哪儿也去不了了。”杜雪琪就把她们出国的照片从电脑里翻出来，一张一张给母亲看，问她：你记得吗？这是我们在哪里哪里。母女俩就会沉浸在那些美好的回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