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孱弱的中国在二战中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但时至今日，外界对中国在此过程中付出的高昂代价并无全面认识。

拉纳·米特

在这个时间点重写中国抗战史，其意义对西方而言在于让中国的战时贡献被更多人认知；对东方来讲，人们更需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思考亚洲的未来。

70年前的中日战争，在大多数西方人眼中一直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虽然中国是二战时同盟国中首个与轴心国开战的国家，其发挥的作用所获得的认可度，却远远低于美国、英国甚至是1945年8月才参与亚洲战事的苏联。很大程度上，二战结束不久，中国的贡献就被西方各国抛诸脑后，成为冷战中黑白分明的意识形态下“不便提起的往事”。

如今，牛津大学现代中国政治与历史学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试图打破这种状况。在去年完稿、今年推出中文版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这位新生代学者披露了1937～1945年间一连串关于入侵、杀戮与抗争的史实：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到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从炸毁黄河堤坝“以水代兵”，到派遣军队远征他乡；从与罗斯福、丘吉尔、史迪威的国际斗法，到中国三大战时领袖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的所思所想……无数悲天恸地的事件，万千人物的命运变迁，共同构成了这部扣人心弦的战争史诗。

挑战西方主流历史观

以往，在西方史学界的主流话语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始自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终于1945年美国投放原子弹，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对此，拉纳·米特并不认可。

在这位东亚问题专家看来，早在波兰遭入侵两年前，二战的枪声就已打响——1937年，在遥远的东亚，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曾经被认为“唇齿相依”的国家爆发了可能是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其后8年间，随着战火愈演愈烈，这场原本被外界视为“微不足道”的局部冲突，逐渐演化成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发了平衡世界局势的一股重要力量。

“中国对日抗战，是二战中一段了不起、却鲜为人知的历史。”米特在新书中开门见山，“有关这场战争的叙述，是一个民族历经磨难的故事。”

在他看来，中国最先与日本开战，所获承认却不成比例。战后，中国被授予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前因后果在西方少有人知——1944年，约4万名中国士兵进入缅甸，与美英军队并肩抗敌，保障连接腊戌与印度阿萨姆邦的“史迪威公路”；而在中国境内，近80万日军陷入泥潭，中方也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处于萌芽阶段的现代化进程遭到扼杀。

“孱弱的中国在二战中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但时至今日，外界对中国在此过程中付出的高昂代价并无全面认识。”日前，米特在接受《青年参考》采访时表示，倘若没有中国的勇敢抵抗所构筑的屏障，日本控制全亚洲的野心有可能成真，美英能否取得胜利也将成为未知。正因如此，帮助西方人了解这段历史，成为米特撰写本书的初始动因。

已经发生的不容避讳

“如果说二战是一部话剧，中国仍是其中最不起眼的一幕。”米特告诉《青年参考》。在这位有“新一代费正清”之称的中国通看来，西方人差点忘掉中国的战争，症结在于冷战。

“长久以来，无论在西方、中国大陆还是台湾，都很少有人愿意回顾这段令人沮丧的历史。这是一段尴尬的记忆——它是中国近现代灾难史的谷底，而新中国的辉煌似乎与它无关。”米特在其著作中不无唏嘘地提到。

另一方面，中共执政后，在西方眼中，中国瞬时从盟友变成了对手；日本反倒摇身一变，成为西方的“亲密伙伴”。按照米特的说法，中国因此成了“被遗忘的同盟国”。

冷战使中国通向西方的大门关闭了。在特殊历史环境下，有关中国的档案是难以被公开的；即使公开，也没几个西方人能读懂中文。与此类似，西方也低估了苏联人对二战胜利的贡献，这种状况直到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公开相关档案才有所改观。

“冷战切断了(东西方)彼此的往来。双方都在回避对方。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成为具有威胁的共产主义大国。朝鲜战争的爆发加剧了这种势头。”米特说，“值得注意的是，冷战中，尽管美国与苏联是敌对关系，但仍保持了外交联系。美国与中国的联系却完全切断了，甚至连民间交往也没有。或许，国与国不一定能够成为朋友，但应该保持彼此对话的机制。”

如今，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多已作古，有关话题不再为人讳莫如深。中国政府日趋开放的心态，也让中国在二战中的形象更全面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言，当今的中国对历史呈现越来越开放的态度，中国人对二战的反思向曾经的“西方盟国”传递着这样一种信息：每到关键时刻，中国这个新的“负责任大国”总是与他们保持着相同立场。

开放心态有助化解宿怨

时光荏苒，中国和日本的战事一直是中国公众心中抚平不了的伤疤。正如米特所言，“如今，战争对中国的遗留影响仍随处可见，如果你知道该去哪里寻找的话。”

而在美国《纽约时报》看来，这场战争让中国人一直对日本耿耿于怀。“日本人或许不再像战争时期那样被称为倭寇，但即便现在，中国人的愤怒之情也可能突然爆发，而且似乎找不到直接原因”。

几千年来毕恭毕敬的日本，竟会对曾被其视为“师长”的东亚巨人拔刀相向，的确让当时处于酣梦中的中国感到切肤之痛；甲午之战让东亚的强弱彻底易势，也在中国人心中播下苦痛与屈辱；持续时间和烈度更甚的八年抗战，更让中国对东方的邻居恨之入骨。

因此，历史问题仍是影响当今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在米特看来，日本的战争罪行应该得到历史的分析和认知；但另一方面，人们应该理解，今天的日本是一个多元的、民主的社会，跟二战时宣扬军国主义的国家并不相同。

“日本社会的声音多种多样，不可一概而论。这当中既有右翼否认史实的声音，也有像本多胜一(首个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记者)这样的声音。尽管日本社会仍有部分人支持右翼，但多数人仍能够正视过去，并对它心存戒备。从这一点上来说，中日两国间的政治交流和民间交往不应彻底断裂。日本的政治家应该让国民了解历史真实的样貌，中国的政治家也有责任让民众听到来自日本多方面的声音。”

谈到两国关系的未来，米特说，“当你足够强大之时，表现出自信比愤怒更重要。今日的中国已经无需表现得更像是一个大国。中国应该以更开放的心态去谈论昔日的对手和盟友。激烈的民族主义攻击只能发挥短期效果。如今的中国人过上了更富足、更安定的生活，显然，是时候思考中国应该在国际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了。”

米特认为，重写中国的抗战史，对西方来说，是要让中国的二战贡献重新被人所知；对东方来说，是要唤醒中国和亚洲关于二战的多元化、地方性历史记忆，从而为开展有关亚洲历史的多元对话提供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讲，在这个时间点重新审视这场战争显得尤为重要。“回顾历史，并非为了认清谁是战争中的受害者，而是要知道如何决定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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