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的招生过程错综复杂、使人困惑。中国，以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简明直接的大学录取考试制度。可美国大学却要求学生提交SAT成绩、托福成绩（TOEFL，非英语母语留学生需要提交）、一份高中成绩单、两封老师推荐信、一份学校导师报告（提交一次，更新两次）、个人申请文章以及课外活动简历。索要了这么多材料，可到了12月或4月的时候，各大学对于学生的录取结果却只是简单地答一句“是”或“否”，无任何解释。

　　是的，美国包括常青藤大学在内的许多精英学校和私立学校录取过程主观性强、透明度低。除了有限的几所军事院校之外，公立大学的重要事项，诸如经费预算、校长任免、教师聘任、学制和学科设置等基本上都是校董会和各院系的职权，政府的作用只体现在通过立法规定办学宗旨和参与校董提名。而私立大学就是一家地道的私营公司。

　　然而，美国招生腐败问题却并不常见，更未上升为一种公众忧虑或社会问题。其中原因何在？

　　“在申请入学时，两位以上的审核者会认真阅读成百上千封申请书，在决定录取时，先讨论，再投票表决。”这是哈佛大学的招生录取流程，也是全美大学招生录取工作的缩影，很难说这样的流程不存在风险和隐患。事实上，伊利诺伊州大学在新生录取方面跑关系，走后门，让不合格学生进入伊州大学香槟城分校就读的丑闻，就是利用了“录取过程保密”之便。

　　真正重要的是，招生腐败的“收益风险比”太差了。与中国大学“给公家打工”不同，美国大学更像是“大包干”。职业经理人心态是“捞一票就走”，创业者心态是“收他的钱值不值”。要知道，伊州大学丑闻出来后，该校总校长和分校长以及九名校董接连主动或被动辞职，当地的数位政客也被卷入此事，政治生命岌岌可危。

　　何况，照顾录取无非为两事：“钱”、“情”，美国大学有光明正大的方法满足这两个需求，不必“走后门”。在常青藤大学中，每年有40%左右的学生属于“Special Cases”，即受到了“特殊照顾”。另一种说法是，分数垫底的25%左右的学生是学校招生的“特殊利益”名额。

　　除了音体美特长生、有色人种等“特招生源”外，“Special Cases”最重要的两类对象为“大捐助者”和校友。

　　美国顶尖大学学生群体仍非常富裕。在密歇根大学，2003年来自年收入高于20万美元家庭的新生，多于那些来自收入低于中位数家庭的新生。在一些私立院校，这方面的数据甚至更加极端。“如果你能给哈佛大学捐款至少100万美元，你就能获得哈佛学校资源委员会（COUR）会员资格。”哈佛的本科录取率不到一成，超过一半的SAT满分者的入学申请会被哈佛拒绝，但据推算，424位COUR会员的子弟，有至少336人被哈佛录取。

　　几乎所有美国一流大学的资金筹措办公室都列有一张“发展项目”名单，将那些仰仗父母为学校捐赠或有可能捐赠巨款的学生排在录取名单的前面。申请者的高中成绩垫底，或者SAT成绩比那些被拒收的申请者要低上300-400分？这些都没关系，足够多的金钱可以为他们翻盘。一位新泽西地产商，曾经向哈佛支付250万美元，以确保他不争气的孩子拿到录取通知书。如杜克大学甚至一度要求招生人员专门追寻富家子弟，这不仅仅是出于对学校短期捐款数额的考虑，更主要的是担心如果招收太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将来的校友群体会日渐贫穷，从而使捐赠减少，学校财政滑坡。

　　对于校友（尤其是精英校友），同样不能得罪。在哈佛的录取政策中，“如果父母亲是该校的毕业生，则入学机会可能就增加多了。换句话说，学校当局会因此而作特别的考虑。”一项针对30所知名大学入学申请的最新研究发现，向父母亲的母校申请入学的申请者，获得入选的平均几率，是与该校毫无渊源申请者的七倍。

　　以罗斯福家族为例，两个罗斯福总统都毕业于哈佛大学。打破纪录连任四届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生了四个儿子，三个去了哈佛。西奥多·罗斯福一房更不简单，维持了至少五代哈佛校友的家族传统。布什父子总统都毕业于耶鲁大学，从“老太爷”布什参议员，到小布什总统的女儿，布什家族延续了至少四代的耶鲁校友。前副总统戈尔夫妇，四个子女全都是哈佛大学毕业；按照低于十分之一的哈佛大学平均录取率计算，这该是“万年一遇”的现象。而肯尼迪家族中那些高中毕业都有问题的孩子，绝大部分都上了哈佛。即便是学习最烂的约瑟夫，也去了哈佛隔壁的麻省理工。

　　招收一些有钱人家的孩子（他们的父母能建造图书馆配楼），以及一些校友子弟（好让校友满意），当然，也不能缺少SAT考神和灌篮高手（否则学校就没有学术竞争力与吸引力了），这几乎是所有美国大学的招生摆在明面上的“潜规则”。与某些暗箱操作的权钱交易相比，这样的教育“部分产业化”未尝不是解决公平、道德、收益综合衡量难题的一种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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