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美国最具创业精神大学:Yale与MIT为何没有照搬Stanford模式

2015年10月12日 美国L1签证及美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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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家中,苏珊·塞佩(Suzanne Sepe)正弓在厨房台面前,往搭配香菜酸奶料汁的放养羊羔肉撒上黑胡椒碎。这时,耶鲁大学法学院学生哈利·勒塔维勒(Khalil Tawil)打断了她。“试试这个,”他说着,便从背包中掏出一个夹链保鲜袋,里面装着香气扑鼻的香菜、小茴香和丁香。“这是我母亲的黎巴嫩混合香料。”


这份礼物就像握手一样敲定了两人的交易。塔维勒以及他在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同学杰森·吉利兰(Jason Gilliland)还有耶鲁大学本科生海丽·梅耶尔(Hallie Meyer)共同创办了Umi,该词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母亲”。这家初创公司向纽黑文居民提供当地厨师在家中烹制的菜肴,其中很多厨师是移民。该公司依附于耶鲁大学运营的一个孵化器,塞佩是最早加盟该公司的成员之一。

耶鲁大学的创业学院(Entrepreneurial Institute)为Umi提供了15,000美元的种子资金以及办公场地,得到赞助的还有纽黑文的其他九家学生创业公司。他们待在一个墙上挂满白板的单间内,学生们悠闲地坐在沙发上,戴着消声耳机,用笔记本电脑编程。他们的餐食是免费的。自2007年以来,耶鲁大学创业学院已培养出90余家初创公司,募集投资资金超过1亿美元。像Umi这样的初创公司是该校日益壮大的创业项目的实践部分。仅在上学年,该项目就新增了七门课程,与席卷全美各地大学校园的一股潮流保持一致的步调。

密歇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首开先河,早在1927年就引入了创业课程。接着,哈佛商学院也于1947年引入相关课程。现在,美国各地有超过2,700个创业教学项目,很多都开设了有关招聘、资产管理、现金流管理、产品设计、计算、法律结构的架设和企业创办过程中其他挑战的课程。但是,“创业”一词在这些学校中的定义存在很大差别,对于如何将创业作为一门学科来展开教学活动,乃至创业能否作为课程来教授给学生,各高校之间并未达成共识。

原因之一,是目前这方面仍然没有一本权威的教科书,尽管“精益创业法”——埃里克·里斯(Eric Ries)在他的2011畅销书中提出的术语——已在创业支持者中得到广泛采用。休斯顿大学(University of Houston)沃尔夫创业中心(Wolff Center for Entrepreneurship)主任肯·琼斯(Ken Jones)说,光是上一个月,他就三次被邀请撰写一本教科书。“在创业教学方面,目前并不存在一套统一规范的方法,”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创业主任凯尔·詹森(Kyle Jensen)说,“它不像化学或物理,抑或是英语或某个学科那样,已经具备好几百年的学术传统。”


由于与硅谷存在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斯坦福大学(Silicon Valley)一直是公认的创业教育方面的先行者。据大学统计数字显示,它的2014级商学院学生中有17%成了创业者。

斯坦福大学的本科课程目录以聘请硅谷专业人士授课而著称:如重量级孵化器YCombinator总裁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就在去年执教《如何创办初创企业》(How to Start a Startup)课程,硅谷巨头和风险投资人彼得·泰尔(Peter Thiel)曾于2011年教授《初创企业》(Startup)课程——尽管他还提供10万美元的奖学金,鼓励大学生辍学创业。

多数大学都没有试图精确复制斯坦福大学的模式,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并没有被同样的商业生态系统所包围。相反,它们对创业精神的定义“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模式,而不是一个职业头衔,”普林斯顿大学创业顾问委员会(Entrepreneurship Advisory Committee)主席蒋蒙(Mung Chiang;音)说。耶鲁大学的詹森并不太认同大学就是一个初创企业工厂这种观点。“作为一所文理类院校,我们教人们如何批判性地思考,”詹森说,“这不是一种职业技能。我绝不会说我培养人才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能进入硅谷。”

尽管大学仍在思索如何教授创业课程,学生的需求却走到了教学资源的前面。耶鲁管理学院的创业课程是其所提供的最大规模的课程之一。“当然,我们的课程仍没有达到应有的数量,”詹森说。“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课程去满足学生需要以及他们所能接纳的数量。”

普林斯顿的情况与之类似,所有创业类课程都有长长的申报名单。最受欢迎的课程是《高科技创业》,已经教了超过31个学期,前后有1,700多名学生注册该课。虽然有些学校(如麻省理工学院)自本世纪初就启动了孵化器,但普林斯顿大学的孵化器正在大步赶超,上个月刚刚启动,作为该校创业资源改革的一部分。该校还承诺建立一个创业者校友网络,并提供一门创业证书课程。

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教授卡尔蒂克·霍桑纳格(Kartik Hosanagar)说,该校直到五年前才设立非正式的创业咨询渠道。他说,当时,他并没有足够的办公室时间去与每一个寻求非正式商业咨询的学生见面——因而他晚上步行回家都会有学生相伴。“之所以学生要这样找我谈话,原因就是创业实践方面的需求已经出现爆发式增长。”他说,“现在,各大高校已经明确意识到,为了吸引到足够多的高材生,他们必须注重创业实践。”

麻省理工学院(MIT)创业指导服务(Venture Mentoring Service)负责人舍温·林布拉特(Sherwin Greenblatt)和普林斯顿创业咨询委员会的蒋蒙倡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习”。不过,如何平衡创业实践与学术价值的问题仍然困惑着许多教育工作者。源源不断地创建学生创业公司、募集风险投资,以及从事于就业的创造,这些都有利于提升高校的“虚荣心指标”——但这样有可能牺牲了对有志向的学生创业者的指导,麻省理工学院马丁信托创业中心(Martin Trust Center for Entrepreneurship)的比尔·奥莱(Bill Aulet)说。

如果过分强调高校在资助学生初创企业中的作用,那就存在一个问题,即潜在的利益冲突。作为本世纪初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詹森和他的同学们都知道,对他们羽翼未丰的初创公司而言,其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一名教授的手中——詹森称之为“点石成金”之人,他一手掌握着人脉、大学教育资助和风险投资资金,可以成就学生的企业,也可以毁了他们。因此詹森在耶鲁制定了一项协议,规定凡是耶鲁的工作人员或教师都不得投资于学生的初创企业。“我指导的是学生,而不是他们的公司。”他说。

在麻省理工马丁信托创业中心成为学生创业公司顾问之前,所有的志愿者必须签署利益冲突协议,保证不会“与当前指导的创业者存在财务往来,或是在其企业中担任运营职位。”违反政策的顾问可能会面临解雇。“我们不是投资者,我们是教育工作者。”该中心主任奥莱解释说。

斯坦福大学也有一项利益冲突协议,禁止教师投资在读学生或博士后的公司,但该校仍然作为一家机构,投资于其校园内诞生的公司。2013年,斯坦福成立了非营利性的投资基金“StartX”,从斯坦福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医疗保健(Stanford Health Care)的预算中出资。据斯坦福大学的外联办公室称,该基金为在读或毕业学生创办的上百家初创公司进行种子和A轮投资,数额从5万至360万美元不等。

沃顿商学院的霍桑纳格说,他遵守一项利益冲突协议的规定,但该协议只覆盖在读学生。他已经参与了约半打初创公司的天使投资,这些公司由九名他之前的学生创办。而沃顿商学院自身在向学生初创公司提供资金时并不寻求股份,而是希望提供宝贵的资源,以此吸引更多的优秀学生前来。


在耶鲁大学,吉利兰、梅耶尔和塔维勒认为,课堂教学无法为他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去面对创办Umi的所有挑战。在Umi之前,吉利兰还在印度与人共同创办过一家服饰初创公司,并从事过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工作。同时也在哈佛大学商学院攻读MBA学位的塔维勒,曾是一名陆军军官,曾三次被派往阿富汗。

现在他们讨论的是如何包装料汁,以防浆果和菠菜沙拉在配送前就变质。“我整天想的就是这些。”塔维勒自嘲说。

除了为保持Umi日常运营的成百上千个细节进行决策外,几名联合创始人也高度关注其工作环境的文化。他们要同时为客户和员工负起最终责任。

“我们正在创建一个环境,使人们乐于置身其中,激励人们加入进来——即便在我们无力支付薪水的时候,由此自下而上地构建起一种文化。”塔维勒说。“这是一项巨大的责任。”


来自福布斯中文网手机版 作者 Nicole Narea 译 雁行 校 李其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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