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是在一个铺着白色瓷砖的简朴讲堂里举行的，它位于中国舟山群岛最大的岛屿上，也就是东海和长江三角洲交汇的地方。讲堂内唯一的装饰是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写的英语致词：“欢迎家长和学生们。”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舟山中学的家长会。作为与会的唯一一名老外，我坐在前排，旁边是我的翻译，后者刚刚拿到语言学学位。

校长讲完话之后，这个高中课程联合教育项目(High School Course Joint Educational Project)的负责人刘茂林（音）就我们的学生可以如何获得提高发表了讲话。然后就轮到我了。在翻译的帮助下，我表示自己对学生们取得进步非常有信心。我提到学生们的参与是未来取得成功的关键，因为他们可以相互学习，我还请求家长们鼓励自己的孩子更充分地参与进来。一些家长点了点头。

我还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即我们的学生需要在学习方面更有自主性，并且满腔热情地描述了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这些话被翻译成中文之后，似乎在现场引起了不安。接着，家长们把问题抛了过来。

“我知道一个学生必须掌握7000多个英语单词才能在托福考试中拿到高分，”一位担忧的父亲问道。“三年后他们能做好准备，能被好的外国大学录取吗？”

接着提问的是薇薇安(Vivian)的母亲、一名军官。“怎样才能迫使自己的孩子自主学习呢？”她问道。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一位父亲插话进来。他想知道这种“自主学习”是否只是美国老师偷懒不上课的一种方法。

此时，在场的一名中国老师就家长对外教提出这么不敬的问题表示了反对。刘茂林的助手探过身来，略带歉意地轻声对我说：“他们没法理解这种学习方式。我们也必须教育家长。”

那天我了解到一些让人吃惊的事，接下来的两年也是如此。不过，那天之后我再没被邀请去参加家长会。

在作者的课堂上，学生们在扮演武则天和她的臣仆。

2012年9月，我被洛杉矶郊区的南岸基督中学(Southlands Christian Schools)派到舟山的中学授课，派遣指令要求我使用与自己在加州的授课完全一样的方式。这是因为，舟山的中学与南岸基督中学合作开展了一项变革性实验项目，让学生们有机会参与一项中美联合课程。自主学习本该是这个项目的核心，让学生们为将来上美国大学做好准备。

来中国时，我坚信自己可以教这些年轻人独立思考，坚信他们会明白这个工具对他们的教育多么有价值。但后来，当我看到学生们为了好成绩针对极其简化的衡量标准而拼命竞争时，才发现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如此强烈地排斥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方式。

因为高考分数对上大学是最重要的，平均积分点对学生和家长而言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而且在考试的重压之下，学生们往往不看重批判性思维和课堂上的口头发言。

有一天，在处理完猖獗的作弊和抄袭行为后，我觉得是时候与学生进行一番严肃交谈了。我甚至将讲话内容翻译成中文，以免我那些通晓英语的学生声称存在误译的情况。我觉得我说得很明白：如果你写下的答案不是你想出来的，你连续写下三个或更多这类单词，你就必须注明来源。否则就是剽窃。你的作业必须由你完成。片刻之后，我发现一名女孩呆呆地看着另一名女孩肆无忌惮地夺过一名同学的作业（我刚刚检查过的），把它当成自己的作业。很明显，我的话白讲了。

我需要一些支持。在课间休息期间，我告诉了校长刚才发生的事情。她尽职尽责地向这些犯错的女孩及整个班级说明我的英语课的不同之处。“梅茨(Metz)老师在这里的时候，这就是美国课堂。我告诉你们，美国课堂不允许作弊。”

我开始了解教育哲学的根本差异。中国侧重最终结果；美国则关注获得最终结果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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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该校副校长和南岸基督中学海外校长突然来到教室，听了一节课。当时在课堂上，学生们默默地写着五段论的文章，而我则跟他们每个人进行讨论，以保证他们理解了相关材料。

大约一个月后，在QQ上交流时，督导我的工作的刘茂林写道：“你的课并不成功。”

他那不同寻常的直白评论让我感到震惊，我问他该如何进行补救。刘茂林写道，“我们会给你提些建议，然后再进行观察。”

他们确实提了建议——单独讨论效率太低，充分利用课堂教课时间，在黑板上用红笔标注课堂难点，我采纳了这些建议。

他们确实对我展开观察。有时我上课的时候，会有多达七人出现在教室后方，相互交谈并做笔记。他们还在私下询问我的学生们。学生们称，自己确实从这些美国学习方法中受益。一名学生甚至承认，很喜欢我担任她的老师。不久之后，中方的管理人员提出了更多建议，但他们没有再来教室听课。

在我执教的第二年，我在一个下午让学生们在笔记本上快速地写一篇人物特写。我让他们写下人物的名字、工作和年龄。五分钟后，大部分人还守着一张白纸。我后来让他们跳过名字和工作，只写出年龄。还是什么都没写。然后我让他们在1到100之间选一个数字写下来。过了一段时间，他们都写下了一个数字，但这并非易事。我被难住了。

十年级的语言艺术课通常要求学生创作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我的学生却连构思出一个简单的人物都有困难。如何解放他们的创造力呢？我曾当过几年的演员，我有了一个想法：表演游戏。

但就管理人员而言，我们只是在浪费时间。我后来得知，他们不喜欢随意搬动课桌的做法。视频也不受支持，尽管南岸基督中学的在线教学材料包涵它们。网络搜索也受到限制，学校禁止学生将电子产品带到教室。

尽管有着种种不如意之处，回想起舟山，我还是会面带微笑。我记得有些胆大的学生会溜进教职工餐厅，为的是在吃午餐时与我练习英语。他们会在课后留下来，讨论对中国未来的设想。有一名学生希望将来能出现第二个政党。

我记得有个叫萨姆(Sam)的学生经常出现在我们在钟楼的起居室，想在晚饭后聊聊天，因为他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在悄悄地搜集思想和观点。

他的学习发生在校园之外，往往通过互联网实现。比方说，中国的学校不进行性教育，但从与萨姆的谈话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他那帮同学极度渴望获得在这方面的讯息。学生们熟练掌握了逃避互联网审查的办法，会在网上寻求答案。

萨姆目前在瑞士学习酒店管理。近期与我聊天时，他谈到了自己这一代人的独特之处：不仅将教育掌握在自己手中，还会在社交媒体上表达批判性观点。

于是我想，说到底，教会这些学生独立思考的，或许既不是我，也不是美国的共同核心课程(Common Core)。一些人在获取萨姆口中的“学习技能”——学会如何学习的能力。而他们，靠的完全是自己。

本文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美国留学早知道诚意推荐！作者：David Metz在洛杉矶一所艺术高中教授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