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斌
每当有人提出要做反社交 App 的时候，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一开始说“反社交”，结果到后来却拥有好多个话题群组、甚至召集一起早上打卡听歌的 Same，还有短命的 Rando——或许很多人在为“纪念碑谷”的画面所折服时，根本想不起这个 App，它曾经是各大社交网络争相讨论的宠儿。
当然，再往前推，还可以想起 Path，一个限制好友数量，希望创建熟人社区的 App。结果它的好友数量上限从 50 开放到 150，最后被韩国 Kakao 收购。据称，它的主要用户是印尼人。
可能这是一种悖论。反对泛滥社交的 App，可能要么变得更加滥交，要么就因为一直不够滥交，所以市场开拓有问题。最终发现，移动互联网的富集效应比互联网尤有过之。
此前网络流传一篇檄文，称微信是“事实上的局域网”——当一个服务聚集如此之多的人，而且大部分人主要信息消费也来源于此的时候，不论是否商业产品，社交服务存在一定的剥削性，而这也是“反社交”概念可以激发旁人内心涟漪的主因。毕竟公私混合的通讯录，让人在发朋友圈之前还要诚惶诚恐地思考 10 秒钟。
今年 7 月，在英国的文化评论家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通过 Facebook 上的一次实验，观察到关于这种社交网络剥削性的现象。在 Facebook 上发起了名为“Boring Dystopia”（无聊的反面乌托邦）的群组，专门发在英国日常生活见到的衰败景象，可能是老式的收音机，可能是闭路电视里拍到冷清荒芜的街头，集中释放一种负面的情绪。
不过，对于目前图片漫天的社交网络来说，不一样的可能就是有趣的。Boring Dystopia 里不好看但是不同取向的图片，反而给人另一种玩法，居然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聚集了 3000 名组员，但又在某一天人间蒸发。让厮混其中的人感到十分生气，其中一名组员说，这个小组“发疯”了，把所有人都踢了出去。
作为群组创始人的费舍尔是怎么想的？VICE 对他进行了采访。事先声明，在发起 Boring Dystopia 之前，他没有过创建任何群组的经验，而且也是在创建这个群组之后，他才开始使用 Facebook。
“从一开始，这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增强训练，鼓励人们注意到英国的实际情况，而非公开宣传的状态。让人惊讶的是，这样做很艰难，因为硅谷意识形态、公共关系和广告混杂，将我们的注意力从贫乏的审美情趣，自己真正拥有的东西上转移走。这些就是那些垃圾机器人……”
“Boring Dystopia 是部分反映那些完全没有人关心的事物。并非人们并不关心，但在像伦敦这样的城市里，或者任何一个压力巨大的城市人——外加资本主义的赛博空间，人们会觉得自己可能完全没有时间。……我们所关心的资源已然消逝，这导致了审美方面的后果。”
“对于我而言，当群组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是当它变得跟其它 Facebook 群组一样的时候。只是在不停重复发送‘内容’和链接，把其他人留在我称之为‘资本主义赛博空间’的地方，而不是对外看看他们自己拥有的环境。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在努力让它不消失。”另外一名 Boring Dystopia 的管理员，艺术家 Rumi Josephs 承认，“在那个规模下，那样的做法没有效果，而且你可以感觉到 Facebook 不是合适的平台。
“我认为，我们可以做的是鼓励每个人上瘾。就好像 19 世纪的工厂。它确实是的！我们不得不在社交平台商，我们被迫参与。人们在字面商业不是被迫呆在工厂，但实际上一样。”
或许，在沉迷微信群的时候，或者可以回顾叔本华的《要么庸俗 要么孤独》——“社交聚会要求人们做出牺牲，而一个人越具备独特的个性，那他就越难做出这样的牺牲。”
题图来自 buzz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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