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承包地经营权可流转之后，农民更愿意一次性流转30年，这样可以一次性拿到很多钱。然而流转费到手之后，很多人不会理财，钱一下子花完了。”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章良说。他表示，”如果政府不做好相应的社会保障工作，农民面临的问题就是——钱没了，地也没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农民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开来，土地流转成为大的趋势。陈章良作为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以自己参与地方改革的经历举例向大家说明，土地流转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难题。

　　农村土地流转，按照规定农民每年收取流转费用。然而在陈章良看来，相比按照每年、每亩地收取流转费，大部分农民都更倾向于一次性收取流转费。“一下子收30年，几十万，农民想着拿到这些钱就可以进城了。”

　　那么问题来了。大多数农民并不懂如何理财，“甚至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有的人就想着买车，买别的，甚至出现了聚众赌博的情况……最后就是，钱没了，地也没了。

　　陈章良表示，从政府角度来看，如果不能干预这些被流转土地的农民的低保、医保，这些最起码的社会保障，直接简单地将土地流转出去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生活来源和基本保障，就可能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类似贫民窟的问题。

　　随着小产权房能否合法化、是否应该合法化的争论，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的问题也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

　　陈章良提到，土地同权同价，就意味着用地可以抵押、担保，建设，农民可以自己使用。然而问题又来了：如果农民自己建设，那么相应的水、电、气用什么方式进来?如果市政没有跟上，那么建起来的房子就是——小产权。

　　而小产权的未来到底如何，很多人在忐忑和侥幸心理中关注着政府的反应时，国土资源部已经郑重声明：不合法。正如陈章良赤裸裸的例证：房子建起来了，可是政府不给你批条路，买了房也开不进车去。

　　对于农民农房财产权可抵押、担保的问题，也依然是停留在纸上。中国长久以来的城乡二元制度，造成的太多不一样，其中之一就是：城市居民的房产有产权证，可以自由买卖。然而农村不然。而横亘在此次改革面前的一大难题就是，农民如何处置自己的房产?陈章良说，他走访了8个省份发现，农村土地可流转以后，农村的住房一旦被允许，农民会立即卖掉——他们需要这个钱，揣着进城。

　　简单粗暴地“让农民进城”远非真正的城镇化。之前那些“进城不是让农民在阳台上养鸭”的说法也从来不缺，而今天陈章良也再次强调，把农民赶到楼房上去，他们的谷子他们的粮食他们的泥巴，放到哪里?
　　这些才是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切切实实的难题。城镇化是中国的必经之路，然而缺失了相关配套设施、基础社会保障的改革不是真正的改革。除了改不动时就用“深水区”来自嘲和自勉，陈章良也说，“有那么多人还在贡献智慧。方向是对的，不能急，一定要避免出现别的国家出现的贫民窟的状况。总是可以实现——让农民进城后有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让他们的小孩可以接受更公平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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