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是农耕时代宝贵的社会财富。无论是小农家庭，还是朝廷，对牛大多关爱有加。宋代法律规定严禁屠杀耕牛。要杀，也得向政府报告缘由，由官家统一来杀。

编订于北宋初年的《宋刑统》中，有“诸故杀官私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杀牛马者徒一年”的法条。到了南宋，刑罚更重，“诸故杀官私马牛徒三年”。即便是致伤致残，只要影响了正常使用，一律按

杀死罪对待。如果杀死自家养的牛，则要劳动改造一年半，一下子比北宋多出了半年。

虽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重罚之下未必就没有。法律条文再细密，再严厉，也有不怕扑火的飞蛾。在一些地区，老百姓不仅不把禁止杀牛放在心上，而且大吃特吃牛肉，甚至有“一乡皆食牛”的壮观景象。

那时候，宫廷以吃羊肉为美，老百姓却“以牛肉为上味”。受利益驱动，不少想捞一把的投机分子积极挥起屠刀，史称“不逞之辈竞于屠杀”。当真是有多少需求，就有多少供给。据记载，从洛阳到开封，“鬻牛肉者甚众”，公然买卖牛肉的店铺随处可见。

诸位若要问上一句，地方官就这么不管不问，难道他们都是瞎子吗？回答还真是肯定的。在吃牛肉这个事情上，绝大多数地方官都选择了做睁眼瞎。在他们的姑息纵容之下，法律只是法律，食欲得到空前解放。

之所以不落实朝廷部署的屠牛禁令，地方官自然有他们的小算盘，不外是数钱数到手抽筋，让钱包尽快鼓起来。不过您可别给想歪了，他们并不是为了个人致富，而是增加地方收入。说到底，是为地方造福。

早在宋代初年，一些地方面对百姓杀牛吃牛的“反动”行径，就没有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搞“严打”，而是就坡下驴，打着因地制宜顺应潮流的旗号，开征牛肉税。

其实，这么做并非没有道理。保护耕牛的理念没有错，但各地区情况不同，在那些活牛多如牛毛的地方，牛并不是稀缺性生产资料，甚至与家养鸡鸭没什么差别，杀来吃肉，谈不上有多影响农耕。

放开屠牛禁令，打开牛肉市场，一方面丰富了人民群众的菜篮子，一方面丰满了地方政府的腰包。不论是一县之长，还是一州之长，作为地方父母官，一只耳朵听万民称颂，一只耳朵听银钱叮当，造福于民，造富于官，何乐不为。这种双赢的执政理念，就该得到推广。

可惜人无百日好，花无百日红。公元1031年，山东莱州知州张周物特立独行，对这个事儿看不过去，跟仁宗打了个小报告，说“官禁屠牛，而州场税膀有收算之文”。意思是官家明明禁止杀牛，却还要收牛肉税，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看看身边都成了什么样子，高呼严禁杀牛的口号响彻云霄，满大街却牛肉飘香香飘万里，很不像话。这不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阳奉阴违，有悖朝廷精神吗？这不就是地方上躲在旮旯里玩弄的潜规则、钱规则嘛。说小了，是管理不到位，说大了就是公然对抗朝廷啊！

张周物这一番话，说的不无道理，却也没什么道理。他的道理在于，地方执行力不够，蔑视国法，蔑视朝廷权威。他的没道理在于，忽视地方特点，开展工作搞一刀切。事实确实如此，官僚主义的公文从来不管地方实际，全国山河一张纸地发将下去。这么一级一级地拍下来，地方上能有啥办法，只好走形式主义道路，拿形式主义的挡箭牌，防防官僚主义猛箭。

牢骚归牢骚，不管怎样，这事儿最后让皇帝大人知道了。于是，从宋初到仁宗，糊了七十多年的窗户纸终于捅破，牛肉税自此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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