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在现实生活中不时上演。由于人口老龄化、医疗技术和设备的进步更新等多方面的原因，居民所承担的医疗费用正在逐年上涨，基本医保难以解决群众因大病承担的重负。在一些家庭，往往病倒一个，就塌下一个家。

图为2010年，福建福州，时年14岁的黄剑锋因患有中枢性呼吸功能衰竭又无钱继续在医院治疗，只能被父亲接回家中。患有这种病的他无法自主呼吸，父亲通过买、借、租等办法，弄来氧气瓶、氧气机、呼吸机自制了一个ICU病房。不得已被接到家中休养的黄剑锋说：“我想活下去！”

因脊索瘤导致的中枢神经呼吸系统衰竭，让黄剑锋失去了呼吸能力，回家后的一次停电事故险些要了他的命。呼吸机不能用了，氧气机不能用了，护工将导管从胸口开口处插入黄剑锋的肺中，不停挤压呼吸球，输送着氧气，才让他恢复了呼吸。当时黄剑锋父母一个月加起来收入不过2200多元，而他住院的37天就花了10万块。

2001年，14岁女孩乔海平正读初一，在她7岁时一种查不出原因的怪病使她的脊椎变形突起，与同龄人相比，她明显地瘦弱矮小。在吃饭时，她就一个人躲进寝室内啃一点红薯面馍；有时为了省口粮，她只吃早晚两顿，从来没吃过菜，哪怕是咸菜。

她说：＂爸爸就是连这都没得吃。＂ 在她4岁的时候，妈妈精神失常，为查找病因她的父亲四处求医，花费了所有积蓄，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家当。

1994年，当时上一年级的乔海平突然双膝浮肿不能站立，在亲朋的赞助下，父亲揣着几千块钱带她看病，但一直查不出病因。4年后，她膝部有些好转时，腰、背又开始痛疼起来，此时实在没钱治病了，父亲用种子粮换了200多元钱去乡医院看了看，依然没查出病因，其后就再没钱带孩子看医生了。

图为乔海平的爸爸每月只能给海平注射一次维生素D3，用以缓解她日益恶化的病情。

在贫困家庭面前不再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而是面对天文数字医药费时的无助与无奈。

图为2012年2月19日，河北邢台，爱心人士捐款给地中海贫血病患儿，患儿爷爷多次跪谢，涕泪纵横。

2010年12月15日，河北张家口蔚县草沟堡乡高庄子村，李瑞一家五口人挤在一间屋子里，为了给孩子（中）治病，家中已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他们一家六七亩地，一片树林子，年收入不到四千元。

2009年2月16日他们一家在天津火车站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偶遇，在温家宝的关照下孩子得以免费治病，但每个月来京复查的往返路费和食宿费仍让这个贫穷的家庭难以承受。

2011年，10岁小女孩孙悦因患肺部怪病，四处求医无果，却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孙悦的爸爸早年患有股骨头坏死，家里生计只靠妈妈在超市收银维持，而2011年6月到10月的医疗费就花了17、8万。

为小孙悦治病的钱全是爸爸从亲人那里借的。孙悦爸爸说：“都没钱，亲戚把耕牛卖了借我钱，没想到才几十天就全部花光了。” “除了卖我身上的东西，我没有办法了，我想把肾卖了。”

2012年4月20日，广州，南方医院。曹爸爸弭患肝硬化，可是同时10岁的女儿柳柳也发现患有颅咽管瘤。父亲偷偷地把自己的医药费省下来，给女儿治病，结果令到自己本来可以医治的病变得严重，最终去年8月份逝世。

2013年4月，江苏省太仓市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民房内，租住着来自安徽临泉县的高玉洪、张莉夫妇一家六口人，他们的儿子高文强和高文刚兄弟俩同时患上了“进行性肌营养不良”，从发病至今十年间，兄弟俩的生活全部在床上度过。两个儿子吃喝拉撒全部需要有人照料，妈妈张莉就留在家里照顾儿子。家里主要就靠高玉洪在工厂打工每月近三千元的工资生活，为了减轻丈夫的压力，张莉照顾两个儿子的同时，到玩具厂接些简单的活在家里做，每月为家中增加几百元的收入贴补家用。

图为白天丈夫上班的时候，张莉在家中照顾两个儿子。

近十年时间里，妈妈张莉几乎寸步不离地陪伴在两个儿子身边。张莉说，虽然现在生活非常艰辛，但只要每天陪着两个儿子，她就觉得特别踏实。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患者生命一般不会超过20岁，妈妈张莉说，大儿子文强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只要儿子活着一天，她就会尽心尽力陪伴在儿子身边。

图为张莉照顾大儿子文强。

2010年，山西交口县高长宏一家成了媒体笔下的 “中国最倒霉家庭”。一家人的遭遇用短短的几十个字就能概括：2006年，4岁的大儿子注射乙脑疫苗后，得了乙脑。

2008年，1岁的小儿子喝了三鹿奶粉后，患上结石。2011年，老三圆圆出生了。还在孕期时，妻子韩爱平就和丈夫高长宏商量好，孩子出生后，绝不给她喝奶粉、打疫苗。

高长宏的汽修店店铺同时也是一家人的客厅、卧室兼仓库。店内的家什大都是别人淘汰下来的旧家具。为了多增加点收入，高长宏开始找零工干，经常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妻子韩爱平觉得如果没有失效的疫苗，没有毒奶粉，他们现在应该有块地，盖起自己的楼房，还会有车，哪怕是再差的车也会有一辆。如果老大没有事，他们也不会生第二、三个孩子。

2015年11月4日， 赵健辉一家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儿研所病房里。29岁的父亲赵林靠做塑钢窗的手艺赚钱养家，年收入一万多元。27岁的母亲石月从小患有先天性多发纤维瘤，没有劳动能力。这个家虽不富足，却温馨和乐。

平静的生活在2015年10月23日被打破，儿子持续发烧一月后，被确诊为“幼年型粒单核细胞白血病”，这对夫妻瞬间跌入地狱。在北京军区总医院住了六天，他们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五万元，这笔钱本来是打算给石月做第二次手术用的。

因为治疗的费用无从筹集，他们几乎放弃了治疗和希望，只能在家照顾持续高烧的小辉，靠吃药维持。而母亲石月从小患有先天性多发纤维瘤，其中脖子左侧的纤维瘤已经进入颅脑，必须尽快手术。

小辉确诊后，本来预计进行第二轮手术的石月立马决定放弃治疗，拿出自己的手术费，全力救治孩子。医生预估的七、八十万的治疗费对于家徒四壁的石月和赵林来说是无法逾越的难题。小辉最后还是离开了。临终时，思维还很清晰的孩子告诉爸爸妈妈“我到时候了，坚持不住了”，并嘱咐爸爸妈妈要“好好活着”。

有时面对巨额的医药费，面对亲人的身体健康，有些人甚至情缘突破法律的底线。

2012年，不堪沉重的医疗费用的廖丹私刻印章逃掉了交费，给妻子做了49次透析。这也使得妻子的生命延续下来。他累计逃费17.2万元，被公诉到法院。廖丹在法院回答讯问时说，我没什么可辩护的，我承认我犯了错。廖丹对记者说自己逃费是无奈之举，为了能让妻子继续的活着，不管法律怎么判决。

图为廖丹、杜金领夫妇。

每周为妻子透析的840元钱是这个家庭最大的负担，而这个家庭的收入则来源于1000出头的低保，和廖丹开三轮拉客的收入，而每周固定的透析开支已经透支了这个家庭。“她的病情，给她喝三杯水就能死，但是我总不能掐死她。”廖丹说。

廖丹觉得对不起妻子与儿子，谈到以后的生活可能面临的困难，廖丹不禁流泪。

2014年12月20日，青岛台东威海路步行街天桥上出现一对母子，母亲右手牵着孩子，左手高举一块纸壳，上面“卖儿子”三个字异常醒目。

这位来自日照的孟女士因女儿罹患白血病，但无法凑齐高额的医疗费才出此下策。

2012年06月26日，郑州街头，一位残疾母亲欲“卖子”救夫。

他的丈夫身患癌症，经过两次手术四次化疗，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已经负债累累。“你知道妈妈这是在干什么吗？”“知道。”“在干什么呢？”“卖俺。”“为什么要卖你们？”“给我爸爸治病。”围观的路人问孩子，“有人把你领走，你愿意走吗？”孩子摇头不说话。哭泣的母亲说：“我知道卖孩子违法，谁会狠心卖自己的孩子啊，可要是丈夫倒下了，我们也没法儿活了。”

2011年7月15日，西安长安医院，妞妞的父母由于没钱看病把受伤的妞妞抛弃在长安医院。妞妞因爬上楼顶凉棚不幸掉下摔伤，左脸变形、凹陷。妞妞的父母犹豫：“给孩子看病肯定得交钱，可我们身上已经没钱了，在县医院花的400多元还是前几天卖粮食的钱。没钱谁会给孩子看病啊？”于是他们把孩子遗弃在医院离开。

几天后，一直茶饭不思的父母来到医院见到了已经好转的妞妞。

高昂的医疗费让一些本应接受治疗的人望而却步，甚至放弃治疗。

2006年12月13日晚10时30分，一名男子在积水潭医院看病时不慎摔倒，头部撞出一个核桃大的包。医护人员及时为他做了包扎。当医护人员提出带他做进一步检查时，他从兜里掏出100元看了看，还是拒绝了检查：“钱不够了，就100了，回头看这个再花300。”

2002年，10岁的小明炎患上中期淋巴瘤，脸上发满水疱，脖子越来越肿，浑身无力，本来健康活泼的渐渐变成了一个大头怪人。

看着患上怪病的可怜的孙子，已患食道癌三年的爷爷（下）再也不肯吃药，要把有限的钱留给孙子（上）看病。

囿于高额的医药费用，有的人选择了民间的土方，这也就为非法行医提供了温床。

2005年8月7日，贵州省惠水县城的，街头游医。一位“神婆”在用巫术为一位男子驱邪看病。在贵州省一些地方，每逢赶场天巫师、神汉、非法行医者大行其道，他们有的算卦看病一手兼，有的甚至宣称专治凝难杂症。

在这种情况下好心人士出资开办义诊就成了一些人的救命稻草。但这样的善行在巨大的医疗需求面前仍显得杯水车薪。

2003年，由新加坡华侨许栋先生投资创办的许栋义诊所在社区开张。许栋此次出资10万元成立许栋基金会，并将该资金作为许栋义诊所的启动经费。诊所每天都有全科医生在此为群众义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