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阿忆：中国人的科学,李尔王英国移民留学观察微信公众号文章

↑点击上方蓝色名字 关注“李尔王英国移民留学观察”

剖析解答任何英国签证政策，真诚为您解决任何移民问题。

英国内政部授权移民律师行，全英声誉最好移民留学服务！

阿忆：中国人的科学

（本文来自：大料投资）

　　任鸿隽是留美生，化学硕士，1915年在康乃尔大学读本科时，主创《科学》杂志，被爱迪生视为中华民族觉醒的先声。当时，毛泽东正在“设法补足基础科学知识”，用它扩大视野，华罗庚读了它，萌生出研习数学的冲动。《科学》杂志也影响到陈独秀，9个月后，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终以科学为旗，掀起蔚为壮观的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是职业革命家，曾经留日，却没文凭，进北大掌管文科，蔡元培为他做了学力和从教履历的假证，他对文史哲和革命史的总揽，可谓高端，但对科学的认知，不过是科普读者的水平，在奋力弘扬科学的造势中，搀进了许多纯属个人想象的强力注释。

　　在陈独秀那里，科学是社会进化的动力。这没什么错儿，任鸿隽也这么认为。不一样的是，陈独秀别无他顾，认为科学只是社会进化的动力，不可能破坏进化。那个时候，欧洲鏖战正酣，欧美思想家已开始检讨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副作用，甚至认为，科学必将破产。这一切，任鸿隽听起来，毫无困难，但于陈独秀，科学是真理的化身，不可能有缺陷，它是“正确”的同意语和代名词。于是，在陈独秀的描述中，科学是救世主，可以救国救民。而在任鸿隽那里，科学当然对中国有利，但却是长远影响，并非功利主义的直接作用。

　　事实证明，人们更容易接受陈独秀的思想，中国太弱了，急功近利的设计总是更有感召力，一夜翻身的捷径更能吸引人。此外，陈独秀善于宣传，他把科学拟人化，称做“赛先生”。相比之下，任鸿隽的方式显得繁琐，1918年之前他又远在美国，他的《科学》杂志对大多数中国人的影响，并非科学及其内容，而是它率先使用了横排版和标点符号，仅仅是一种文化冲击。

　　对于陈独秀，科学是一套技术，立竿见影。对于任鸿隽，科学是各种学术思想，可带动技术发明。陈独秀觉得，科学和技术差不多，科学应该为技术服务。任鸿隽认为，科学是技术之母，母亲做得好，儿子自然好。由此可知，中国人提到“科学”，直到今天，脑海里浮现的究竟是谁的概念。在陈独秀那里，“赛先生”是万能的，可以支配人生，其实是“赛菩萨”。

　　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演讲，说科学对人生观无能为力，心灵学可能是一种办法。丁文江批评他，不从科学中寻强国之道，却重人鬼交流，误导学生。像陈独秀一样，丁文江断言，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包括人生。梁启超不赞成丁文江，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惨状写成《欧洲心影录》，呼吁对科学抱有适当态度，尽管科学和科学方法有益，但应该放弃崇拜。此时，任鸿隽和李四光已在北大化学系和地质系做教授，遗憾的是，在思想大讨论中，李四光是缺席的，任鸿隽明知科学并非万能，却不好表态。于是，在“赛先生”的旗帜下，自由主义学者吴稚晖和张东荪，职业革命家陈独秀和瞿秋白，结成了同盟，“科学万能”派以胜利告终。

　　今天，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科学是信仰，如同宗教，陈独秀曾断言，“科学实证之法，其必代圣教而生”，而任鸿隽的“纯粹科学”论，没有多大市场。中国人至今无法理解，一个研究项目如果没有实用价值，还搞它干什么。基于这个理解，在现代史教科书上，没有任鸿隽的名字，尽管他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奠基人。

任鸿隽是20世纪前半叶科学救国的代表人物，他是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的重要发起人，称他是科学社的灵魂人物并不过分，在主持中华文化基金会期间，他对推动科学事业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和同时代的科学同道者一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撒播了现代科学的种子，其贡献之大应该得到科学史的公正评价。他是科学家，也是教育家，曾担任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对高等教育有许多独到的见识。他和胡适同时在美国留学，有长期深厚的友谊，他和陈衡哲结婚后，他们夫妇和胡适的交往一直没有中断过，在胡适这个自由主义朋友圈中，他们都是重要的成员。《独立评论》时期，他们夫妇发表的文章很多，任鸿隽也以饱含锋芒的笔调，写下了几篇抨击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文章，今天读来还是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激动、对国家民族的真诚。

1932年6月5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三号上，有任鸿隽的《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一文，其中说：

“教育的目的与党的目的完全不同。大概说来，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在党的场合，设如人与组织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自然要牺牲人的利益以顾全组织的利益。

一个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面，至少的限度，必须对于事理有正确圆满的了解，对于行事有独立自信的精神。要养成这样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知识上的好奇心。有了知识上的好奇心，方能对于各种的问题或事务，加以独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结果，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这种教育的方法，在党的立场看来，是最危险的。他们的信仰，是早经确定的了；他们的问题，是怎么的拥护这个信仰。因为要拥护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因为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所以不能有知识上的好奇心。”

在他看来，“党化”和“教育”是一对矛盾的名词，有了“党化”就没了“教育”，反之，要去“教育”，也一定要去掉“党化”，“党化教育”是不能成立的。他认为在特殊的情形下，比如国民党通过党务学校、中央政治学校等特别组织来宣传党义未尝不可，“不幸我们现在要党化的学校，不是这样的一类，而是全国一般的由小中以至大学程度的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面去宣传党义，便立刻有许多问题发生。……我们以为宣传党义的最好方法，是把党义放在一个自生自活的地位，而不要把它放在特殊阶级之上，使它失去了自由竞争的机会。因为一放在特殊阶级之上，它既不用与人竞争，便渐渐地失去向上改进的本能；同时在课室中或教科中强迫输入的党义，也未必能得到生徒衷心的信仰。这岂不是南辕北辙，爱之适以害之吗！近年以来，国人对于国民党的信仰，一落千丈，固然是因为政府的种种失政，使人失望，但是所谓党化教育，于党义的传播，并无一点好处，也可以概见了。”对于国民党政客、官僚把持某些学校，作为自己的地盘势力之一，徒加了更多的纷扰，他的结论是：“办学校以教育为目的，方有成功的希望，若以政治的目的来办教育，是非失败不可的。”

此文一出，许多朋友看了，都对任鸿隽说：“你真大胆。这样的问题，岂是可以随便讨论的？”他回答说：“因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所以我们要提出谈谈，唤起国人的注意。况且现在不是言论自由的时代吗？我们若是多所顾忌，而不敢讨论眼前的重要问题，便是放弃国民的权利。”

因为来自南京的一封读者来信，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任鸿隽又写下《再论党化教育》一文，进一步提出自己对教育的见解：

“在我们看来，教育只是一个社会里面，老成人们加于少年人们的一种训练。这种训练，自然是以老成人们要形成少年人们的理想为标准。人在少年时代，受教育感化的力量狠大，所以施教者的理想，最能影响受教者的思想行为。

我们认为根本问题，而有讨论价值的，是教育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在危机存亡的国家，希望借教育的力量，来唤起人心，发生效用，那么，社会目的的宣传，自然比个人目的重要。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一个社会，是由个人的分子组成的。有了健全的分子，不怕没有健全的社会。”

对于“健全的分子”与“健全的社会”这个观点，他在 1933年7月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烦闷与大学教育》中说得更清楚，他说，“要培养生活的力量，第一要各个分子的健全。若是大学教育还有它的目的与意义的话，培养社会上健全与有用的分子，就是它的最高的目的与意义。你在大学毕业之后，可以做一个医生，一个律师，一个工程师，但你是不是一个社会的健全分子，还得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