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枚“剩女”，身边总有人热情地帮着牵红线。日子久了，我实在无力招架，只能搬出早就想好的借口。

“想找个读书人，不浮不躁，才华出众，还要忠诚。”

女友大呼不可能，嚷道：“你这要求多高啊，有才华又有骨气的读书人没几个，你还要忠诚？搞文学的谁不花心？”

她列举了胡适、徐志摩、郁达夫等等，苦口婆心地证明文人都不可靠。

我几乎要相信了，笑了笑，说道：“你忘了钱钟书？”

在名士风流的民国，钱钟书与杨绛是一对少有的志同道合的恩爱夫妻。

女友拍掌大笑：“就算有个钱钟书在你面前，你也得有杨绛的能耐哪，你以为随便哪个女人都有她那个本事？”

这话虽然打击我，倒也是实话。

君 子 当 然 配 淑 女

我从来不敢小瞧杨绛。

第一次看到杨绛的照片，是一张她和钱钟书的合影。她并不上相，看上去比实际年纪老，一双眉修得细长，大概是时下流行的样子，但显得过于凌厉。

女人看女人总是格外挑剔，我心里暗暗觉得她不够惊艳，少了几分秀丽。但我很快回过神，一个女人，如果不是凭借容貌获得男子的青睐，那么她必然有过人之处。

杨绛的身上总有一股优雅劲儿，或许这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

她的父亲是无锡本地的名士，算是书香世家，她幼年时就常常捧着一本书，闷不吭声地陪父亲在书房消磨时光，那时她的名字叫杨季康。

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

杨绛说：“不好过。”

“一星期不让你看呢？”

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好女孩不是指出身好或容貌好，而是性情出类拔萃。古人说一切内秀皆从书里来，杨绛的容貌虽然算不上绝色，但胜在气质从容。她不追名，不逐利，就像一株行走世间的君子兰。

杨绛和钱钟书的相遇饶有趣味，就像《圣经》里说的：“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足够了，因为他就是你前世的人。”

十七岁的杨绛一心想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当时清华大学刚开了招收女生的先河，在南方并没有名额。

无奈之下，杨绛不甘不愿地去了东吴大学。

读到大四，东吴大学因为学生运动停课，21岁的杨绛与朋友四人结伴，报考了北

平的燕京大学，结果，他们都被录取了。大家打算一起去北平报到，谁知道杨绛始终不忘清华，她临时变卦，竟然放弃了入读燕京大学的机会，去了清华当借读生。

钱钟书刚好在清华大学的中文系。

杨绛的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和杨绛一起报考燕京大学的同学中有费孝通，两人是老朋友了，中学和大学都同班，费孝通一直暗恋杨绛。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得知杨绛半路跑去了清华大学，费孝通甚至气得跑去找她质问。

当年3月，杨绛准备会一会老友孙令衔，孙正好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于是三人一起见了面。

这初次见面，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他是出了名的“憨”，她却觉得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

钱钟书后来在诗歌里回忆他见到杨绛的第一眼：“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这算是一见钟情，也算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有言语，但彼此难忘。

这晚回去之后，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她见面。

第二次见面，钱钟书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当时清华大学都传钱钟书已经订了婚，他一向都不屑搭理的，但现时，他却迫不及待地要澄清绯闻。

而杨绛此时也有个外号叫“七十二煞”，因为传闻追求她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

对于钱钟书的坦诚，杨绛亦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她丝毫没有女生的矫情做派，坦荡地表露对他的好感。

总有人端着架子告诫每个女生，爱情里要欲擒故纵，要口是心非，要敌进我退，要步步为营。感情诚然是一场对弈，男女各凭本事，但真遇到了对的那个人，最最应该的是直截了当，你一个眼神，他就懂了所有来龙去脉。真正的爱情，哪需武装到底、大动干戈，否则错失了，就后悔莫及。

钱钟书和杨绛开始了鸿雁往来，信越写越勤。

直到有一天，杨绛突然察觉：“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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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杨绛交了男朋友，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她“吵架”。他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

杨绛回应：“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现实。

钱钟书是旧式的才子，才华出众，心气高傲。他交好的文人不多，眼光一向挑剔，写的文章尖锐而又犀利精到，不免落了个刻薄的名声。

就连号称民国第一名媛的林徽因他也不大欣赏，他在《太太的客厅》里大张旗鼓地讽刺：“她并不是卖弄才情的女人，只爱操纵这许多朋友，好像变戏法的人，有本领或抛或接，两手同时分顾到七八个在空中的碟子。”

他眼高于顶，见到杨绛，却觉得她与众不同。

钱钟书的父亲称赞杨绛是难得的明白人。有一次，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钟书父亲钱老先生的手里，钱父好奇心突发，悄悄拆开信件。

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

钱父大赞：“此诚聪明人语！”

他极力赞成这门婚事。

1935年，杨绛和钱钟书完婚，牵手走入围城。

他们的婚期正当酷暑，仪式冗长烦琐，钱钟书穿着一件黑色礼服，挺直的领圈被汗水浸得软耷；杨绛则被白婚纱一层层紧实地裹着，从头到脚都汗湿了，仿佛从水里捞出来的。

这一幕后来被钱钟书写进了《围城》里。杨绛说：“《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钱、杨两家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两人的结合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

胡河清也曾赞叹：“钱钟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新婚不久，杨绛陪钱钟书去英国留学。

爱情会让一个女人变得无所不能。初到牛津，杨绛很不习惯异国生活，又乡愁迭起，但她很快就振作了，因为钱钟书的状态比她还糟糕。

她常听他说自己“拙手笨脚”，现在她才知道原来这个鼎鼎大名的清华才子分不清左右手，不会系鞋带上的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也是一手抓。

在生活上，钱钟书完全失去了“翩翩风度”，成了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小孩子，处处依赖她。

他们有了孩子，一个健康漂亮的女孩，他们叫她“阿圆”。

生阿圆的时候，杨绛住在医院，钱钟书天天在家和医院两头跑。他老闯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

他陆续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他向她抱怨，又担心她会责备。杨绛笑眯眯地说：“不要紧，我会洗”“不要紧，我会修”“不要紧，我会处理”。

她这时又似乎成了一个老妈子，丢开书卷，柴米油盐酱醋茶也样样在行。

钱钟书的母亲夸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钱钟书自己也得意，短篇小说集《人·鬼·兽》出版时，他在自留的样书为妻子写下那句著名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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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自己在名门淑女和家庭主妇之间游刃有余，她也把钱钟书一手打造成了好丈夫。

杨绛出院，回家坐月子，从来没有下过厨房的钱钟书给她炖了鸡汤，还剥了嫩蚕豆搁在汤里。她既欣喜又得意，声称如果婆婆知道了该有多么惊讶，钱钟书从前是不懂任何家务的。

有次，杨绛晚上把煤炉熄了，早上起来，钱钟书却给她端上了早饭：煮得恰到好处的鸡蛋，烤香的面包，黄油果酱一样也不少。她很诧异，夸奖了他一番，突然又追问他：“谁给你点的火啊？”他笑眯眯地，掩饰不住地得意：“我会划火柴了！”

有多少女人开口闭口地抱怨丈夫不给力：不体贴、不会做家务、没有本事挣钱。她们不知道，男人也是可以改造的，如果她们肯花心思，还不如把抱怨的时间用来改变。

回国之后，他们一家三口各地辗转，总是居无定所。因为钱钟书的耿直得罪了人，他从西南联大和蓝田师院辞职后，留在了上海，和杨绛在这个沦陷的孤岛待了八年。

面对生活的龌蹉，杨绛依然优雅从容，两人的日子依然过得生动有趣。

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后迅速走红。有一天，钱钟书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

她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

为了让钱钟书全心全意地投入写作，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也不许他碰任何家务。虽然他们的生活更窘迫了，但杨绛毫无怨言，她辞退了家里的女佣，戏称自己是“灶下婢”，劈柴生火做饭都自己动手。

不仅如此，她还学会了主妇精打细算的门道，为了省煤，她自己和泥，把炉膛搪得细细的；有一次煤厂送来300斤煤末子，杨绛如获至宝，掺上煤灰自制煤饼，能抵四五百斤煤球。

她是真正的苏州闺秀，名门小姐，做起粗活来却井井有条。

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文革”开始后，钱钟书和杨绛都被打成“牛鬼神蛇”。

杨绛被人剃了“阴阳头”，她不声不吭地，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即使是让她去洗污垢重重的女厕所，她也不抱怨，擦拭得干干净净，有空了，就躲在厕所里看书。

当时钱钟书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辩诬。她立刻被揪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一起被批的还有宗璞、李健吾等。其他人都低着头，只有杨绛跺着脚，激动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

她一直都是有风骨的人。

后来，他们夫妇下放到干校，杨绛被安排去种菜。钱钟书担任干校通信员，每天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就会特意走菜园的东边，与她“菜园相会”。

翻译家叶廷芳回忆说，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而与杨绛一同下放的同伴说：“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说‘文革’对她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

他们相互扶持，一直熬到终老。

钱钟书离世时，一眼未合好。杨绛附到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哪！”

她是他尚在人间的延续。

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她把它念给钟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

杨绛说：“我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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