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中国人视为旅游、移民、留学好地方的澳大利亚,近期因南海问题及澳运动员污辱孙杨等事件,成了中国人眼中持“政治偏见”“种族偏狭”的“坏榜样”。这几天,无论是旅澳华人还是中国读者都在问:为什么有澳大利亚人对华如此不友好,显示出“狭窄而又不堪的心胸”?澳大利亚华文报纸《联合时报》总编单宝明为《环球时报》撰文时,提到澳前总理阿博特说过的那句话——澳对华政策受到“贪婪和恐惧”两种情绪的驱动,并分析为什么在最大经济伙伴中国这个“上帝”面前,会有澳大利亚人做出有悖于常识和公理的举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澳大利亚代表处代表陈敏撰文认为,澳大利亚人膜拜的是实力,讲的是利益,与中国人讲的“长久友谊”“王者无敌”完全背道而驰,中国只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就会有更大的空间去影响澳大利亚。
五六年前,有一部西方拍摄的反映“毛时代”的电影在墨尔本首映。笔者在现场发现,澳大利亚观众显得很兴奋,以为电影反映的时代和现代中国差不多。笔者在澳生活已超过26年,在与当地人的接触中,会有这样的感触:45岁以上的澳大利亚人都经历过东西方冷战,在他们所受的教育里,共产主义是作为“洪水猛兽”出现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与西方的经济往来越来越多,但在澳主流社会中仍存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种超越经济层面的冲突显得不可调和,因为它涉及自由资本主义的核心本质,诸如天赋人权、平等自由、民主制度等西方的核心价值观念。这就是为什么中澳之间稍有风吹草动,这种冲突或对立就会被放大出来。
但澳大利亚人知道中国很重要。2012年5月《澳大利亚人报》网站刊文说,澳大利亚的繁荣可归结为五个字母,那就是China。这是因为,中国是澳第一大经济合作伙伴。中澳自1972年建交以来,两国贸易额增长了1200倍。从铁矿石到羊毛再到食品,中国给澳提供了巨大市场。仅2012年的统计,澳平均每个家庭收入有1.05万澳元(约合5.4万元人民币)得益于中澳经济关系。按照澳媒的观点,中国人从澳购买原材料、来澳旅游及送孩子来澳留学,仅这三项就为澳带来丰厚利润,加上大量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商品,澳通货膨胀率多年来始终低于3%,这些都是中国给澳洲带来的好处,帮助澳成为唯一没有受到经济危机影响的西方发达经济体。
在西方有一句话,“顾客就是上帝”。很难想象在中国这个“上帝”面前,一些澳大利亚人怎么会去做有悖于这种常识和公理的举动呢?我们只能说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没有产生契合,夹在中美之间的澳大利亚,成了美国和西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是澳时常做出与常理相悖的反向行为的主要原因。
笔者有位澳大利亚朋友,曾是《墨尔本时代报》的编辑。这位英国移民认为近代中国落后,“落后到这个民族连创造力都没有了,只会copy(抄袭、复制)别人”。他和我这样说的时候带着一种强烈的优越感。但自从在中国当过一年外教、亲眼所见中国的巨大进步后,他前不久聊到中国时态度有很大转变。与他谈到来墨尔本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笔者开玩笑:“你们快无处可逃了。”过去墨尔本的高档住宅区,基本上住的都是白人,华人拥入后,一些白人开始外迁。这位澳大利亚朋友连忙说:“不。现在变了,华人看上的住宅区,增值潜力大。华人眼力准。我们要跟着华人走。”他的话,从一个侧面证明华人正逐渐被白人接受,这其实就是文化融合的表现。
澳《悉尼先驱晨报》披露了2014年11月时任总理阿博特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会晤时说,澳对华政策受“贪婪和恐惧”两种情绪的驱动。这就是阿博特等政要内心的真实写照,一方面要照顾依赖中国市场的国内企业利益,一方面又在政治、安全等方面保持同中国的不同看法。笔者有时和澳大利亚的朋友讲,对中国的恐惧是没有必要的,稍微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应知道,中国人是一个温和的民族,他只关心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任何对中国的惧怕都是自己吓自己。
受恐惧影响,在中澳贸易总体上升的大趋势中仍存在着不和谐,存在着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提防和限制。今年4月,澳政府以国家利益为由否决了将国内最大私人土地持有者、最大肉牛企业S.Kidman & Co售给上海鹏欣牵头的财团。8月7日,澳财长表示,在决定是否允许中国企业收购澳最大国有电力公司澳洲电网时,将把“国家安全”作为首要考虑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如果换一个收购者,比如英国人或美国人,澳大利亚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换句话说,澳政府仍没有把中国作为一个友好国家对待,说得不好听一些,甚至把中国当成潜在的敌人。
对华“恐惧和贪婪”这句话听着让人不舒服,但很真实。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澳民众最担心的两大问题就是买不起房和恐怖主义。我认识一位澳退休老师,说起华人来澳抢购房产时很生气,认为房价被中国人炒高,但自己要卖房时又表示,不会在乎买家是何人。
除了政要的私语和民众的闲谈,民调确实能说明很多问题。澳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系列民调显示:2012年时70%的澳受访者认为中国巨大的能源需求是澳没有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2013年时76%的人认为中国是澳最重要的经济伙伴,而认为是美国的仅占16%;2014年时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好感度达到60%,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31%的人认为中国是澳在亚洲最好的朋友,胜过新加坡和日本;2015年时77%的人认为中国是澳经济伙伴而非军事威胁;今年6月的民调显示,85%的受访者对他们认识的中国人持积极态度。但也有3/4的被调查者认为,在挑战中国南海行动的问题上,澳海军应追随美国。这样的民意,一定程度上受到喊话“让中国遵守南海仲裁结果,宣称澳美要共同巡航南海”的澳政要影响。不过,笔者宁愿相信,这都是澳因《澳新美安全条约》不得不做出的姿态。
在历史上,澳大利亚把中国看成过“盟友”。2014年,时任通讯部长特恩布尔出席一场澳中商务活动时讲话称“中国是澳大利亚在二战时的坚实盟友”。2015年8月6日,特恩布尔再次表示:“没有中国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坚韧和勇气,我们的战争历史将以完全不同的形式结束”“在那个历史转折点,中国是我们坚定的盟友”。一个多月后,特恩布尔成为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首要任务是振兴经济,而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是成功的关键,这些都使他不会突出澳中意识形态的不同,更不至于做出很离谱的战略误判。(作者单宝明 为澳大利亚华文报纸《联合时报》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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