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DT财经（微信号：DTCaijing）
编辑/唐蒂姆
制图/许天宇
英国导演迈克尔·艾普特从1964年开始拍摄纪录片《人生七年》，采访来自英国不同阶层的十四个岁的小孩，此后每隔七年回访一次。
40多年拍下来，富人的孩子基本上一直没有偏离精英“传送带”，从富人区中小学到牛津剑桥，再进入律师媒体之类精英行业。
底层的孩子，从来没有、似乎也没有争取去突破头上的玻璃天花板，一路按部就班经历了辍学、早婚、多子、失业等底层命运。
那么，阶层固化——这种“资本主义国家的毛病”，会传染到今天或者明天的中国吗？
中国梦和美国梦，哪里的梦更易实现
DT君当年备战高考时大概听了三百遍周杰伦的《蜗牛》：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年轻人彼时的全部梦想都押在两三天里那几场考试，高考改变命运是常谈——姑且将之称为蜗牛梦吧。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早就有了一部著名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是这样描述了美国梦的幻灭：盖茨比纵然靠着灰色生意的逆袭完成了财富积累，也并不能进入他心仪女孩所在的上流社会。
下面这个描绘代际流动的坐标系被命名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主题跟同名小说一致，由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尔斯·克拉克提出。
在图中，坐标越靠右意味着社会收入分配更不平等，而越靠上意味着阶层更加固化。
单从这张图来看，中国人民比美国人民更难以跳脱出父辈的阶层——即便你唱再多《蜗牛》，但是这张负能量坐标图告诉你现实很可能是：辛辛苦苦爬了几十年，看到的天也没啥变化。
这倒也符合中国传统认知，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
中国人收入变迁：穷人少了，贫富差距大了
这几年中国的阶层向上流动的问题，民间热议颇多。要考察这只蜗牛是不是真的能爬出另一片天，我们再看看其他数据。
阶层之间的差异，主要还是掌握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不同。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厄迪表示，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最终还是经济资本。
那么DT君就简单粗暴地用“钱”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来看看中国家庭收入结构的演变。
感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从1985年至1995年，大家收入差别并不大，非常平等地一起穷着。但在那之后，群众们的收入分化逐渐变大，越来越多的人冲过温饱线，并且向上冲的速度越来越快，这应该就是那群先富起来的人。
看懂这张图至少需要2分30秒
DT君也欣喜地看到，低收入人群数量在进入21世纪后便逐渐减少，中产部分实力越来越壮。
这意味着，那十年间的中国，从下到上的渠道格外通畅，大路宽广任君走。
不过，经历了这段时间冲刺，广大低收入群众和一小撮富裕群众的差距越来越大，基尼系数也冲过了过警戒线，中国的收入分配已经非常不平等了。
阶层稳定不是坏事，但逆袭更费劲了
随着中国一步步迈入经济不再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不幸晚生好多年的年轻人关心，我们还赶不赶得上好日子，会不会有机会通过艰苦奋斗一跃进入社会更高层级？
DT君提取了瑞士信贷近几年全球财富报告，看到中国自2011年往后，财富值在1万美元以下的低净值人群数量反而逐年略有增加，而拥有财富在1万至10万美元的中等净值人群，逐年减少了一些。
不过，从中产晋升百万富翁的数量略有增加，但是跟庞大的基数相比，也是比例极低。
不乐观地总结一下：中国这几年的财富分布已经比较稳定，“阶层固化”这种词语从发达国家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基本上是“拼爹”的代名词。“寒门再难出贵子”这种论调，也能获得相当多共鸣。
DT君觉得这并不完全是坏事，阶层稳定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嘛。父母的收入差距可以通过教育资本、社会资本等途径反映到子女的收入水平当中，这也表明了社会的体系还挺完善，资源换取都比较公平。
只是对于父辈财富处在较低阶层的人来说，这个结构的社会看起来十分不美好。
努力读书能拼得过爹吗？
在改革开放初期那一轮大规模阶层提升中，受过高等教育成为向上冲的一大利器，一个个读书改变命运的案例活生生在大家身边出现，这直接导致不少人认为只要上了大学就能变个天地。
很遗憾，时至今日，过去大多数人视之为命运转折点的高考，魔力恐怕并没有那么大。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中，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在中国境况因素对教育结果有着显著影响，在各个地区、各出生年份队列中，一系列事先确定的、与个人品德和努力无关的境遇对教育获得有明显的影响。
如父母的受教育年限越长、父母的党员身份、非农户口都对个人的受教育年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古代也这么回事……DT君在一篇《从74位状元的家世看唐代科举的实际选才范围》的论文上看到：唐代有家世资料的74名状元中，出身官僚家庭的69人，占92％，而且其中家世较显赫者就有59人，占79.73%。出身相对“寒素”者仅5人，占8%。
也就是说，唐代的科举考试主要是在社会上层中选拔人才，中层的都很少，更不用说下层了。
还有研究专门统计了1952年-1999年北京大学学生父母的职业分布，几十年来占据大比例的都是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的比例逐年上升。
这一研究的统计数据还显示，1949农民子女数在精英大学的增长非常迅速，但恢复高考后，农民子女的比例有所下降。北大农民子女比例在80年代维持在15%-20%之间，90年代基本维持在10%以上。
事实就是，农民子女进入精英大学接受教育的比例，一直都不高。当然，很多“拼爹”的孩子也很努力。
阶层固化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老问题
美国经济史学家G·克拉克教授在《子孙照样发达》一书中，通过追踪数百年来姓氏在社会的综合地位的起落提出：
跨（多）代的社会粘滞性是异乎寻常的高，上层人士以及下层的人要“回归到”社会的平均水准相当艰难，常常绵恒数代、十数代而不可得。
不论在怎样的社会氛围、文化条件和体制安排下，都是如此。
如果你对于阶层上升有着非一般的渴望，克拉克教授提出的贴心建议可供参考：若想孩子成功，替你自己找个好配偶。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与他的合作者从1965年开始对大约一万名法国中学生会考中的优等生进行调查, 调查显示, 优胜者群体属于最优越阶层（ 61%属于富裕阶层）。
2006年，日本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大学升学率因家庭收入不同而呈现较大差距。家庭年收入超过1000万日元（约合65万元人民币）的大学升学率达61%，而家庭年收入低于400万日元的升学率为34% 。
但是命运的手掌里也不乏漏网之鱼。
文章开头提到英国导演迈克尔·艾普特的《人生七年》仿佛证明了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但也有例外，其中一个被追踪孩子出生贫苦，但后来成了名校教授。
参考资料：
瑞士信贷2009-2015年《全球财富报告》、《中国民生报告2015》、《论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动及橄榄形格局的实现条件》、《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知乎用户chenqin的回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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