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世界震惊地看到特朗普总统限制了来自7个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的行政命令，大家见到家庭分离，以及公民被拒绝进入美国机场。目前，美国法院叫停了这项命令，然而澳大利亚的移民部长Peter Dutton也在寻求拥有这至高无上的严苛权利。

在联邦议会之前提出的两个现行的议案是Dutton延续特朗普式权利的尝试。这种延续会增加他的权利。他们也许会允许移民部长无所不能的做出重大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可能会影响易受攻击人们的生活。

第一个是“禁止签证法案”，2016正式的移民立法修正案。该法案可能会阻止任何在2013年7月19日之后去往Nauru 或者Manus岛的成人进入澳洲，甚至他拥有澳大利亚有效的签证也不行。法案适用于在海上拦截Nauru 或者Manus寻求庇护的人，包括那些现在澳大利亚接受医疗救护的人。

禁止签证法案违反了澳大利亚国际人权义务。难民法案专家，人权拥护者甚至重新引入Nauru 和 Manus岛上感化中心使用的工党都在争论：法案是非人性化的、差别对待的以及无意义的。

与特朗普的行政命令一脉相承，这个禁令将使家庭破碎。

所谓的“保卫”的含义是当部长考虑公众利益的时候，他将有权利个人否决禁止签证。当然，依赖决策人一时的突发奇想的“保卫”的含义是没有独立的监督的，根本谈不上“保卫”。

第二个法案，在参议院之前就实行的，是2016移民修正案。这个法案允许部长个人对于所有签证持有者发布重新生效的要求，立即阻止他们进入澳大利亚，直到签证重新生效。这个权利并不局限于任何特殊级别的签证。

这个权利可能被用于有确定条件的签证，比如健康检查，但是也有可能被用于当部长考虑到公众利益的时候去做的事情。这个法案给予部长自由的、特别宽广的权利去给予任何居住在澳大利亚却没有澳大利亚公民身份的人以警告。

这些法案只允许移民部长一个人，去对其他人做出永久的决定：是否应该遣送一位年轻女子回到她逃出来的迫害她的地方；庇护寻求者在澳大利亚生出的孩子是否被允许与父母一同生活；毫无征兆被取消签证的人是否可以申请恢复签证。

部长的决定一经施行实际上是无法复核的，不像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可以被法院叫停。

全面回顾了过去60年中澳大利亚移民法律，发现了决策制定者的权利骤增，包括“公众利益”，不可复核，不可强迫部长自由裁量权的实行情况。

公众利益现在已经被法院描述为完全自由和具有政治积极性的了。所以，Dutton可以决定是否实行他的决策权利，而且还由他来定义什么是公众利益。没有检查，没有天平，没有说明。

政府争论部长的自由裁量权在移民事务上是否是必须的，而且这种权利经常被用在慈悲的情况。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权利总是实现慈悲的结果。

两个法案增加了部长的权利的同时，还迫使政府保持制衡。

这种权利不再被批评。早在1989年，那时的移民部长Robert Ray就曾尝试从移民法案中取消所有部长的自由裁量权，并说明：“决策指导方针是昏暗的，因为它被反复的改变和实施，而且在个人事件中还需要服从日常的政治干预。”

2004年，一份参议院对于部长的自由裁量权的调查推荐：“这些权利应该是处理那些非同寻常的或者不可预知的情况的最后一招。”

委员会发现部长有微观管理移民系统的能力，并考虑到它创造了“腐败的可能性”。2008年，那时的移民部长Chris Evans说他对于被给予史无前例的权利的不适应，因为这些权利缺乏透明度、可说明性和上诉权，并允许他“只手遮天”。

部长权利的随意性最初是为了阻止不公正而建立的。它们是修复异常现象的工具，是对非凡事务的一张安全网，还是推翻盲目官僚主义的力量。

这些法案增加了Dutton决策生死的能力。它们允许他决定哪个家庭能够在一起，哪个家庭不能。它们所做的这一切侵蚀了保障措施的同时还被描述为对公平决策的保护。

部长应该禁止拥有只手遮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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