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过去在悉尼大学任教的老师近日通过澳媒发声，讲述了自己曾经遇到过的多起学生遭遇的强奸事件。
并且，她指出，多数情况下学校对这类事件的处理方式并不十分恰当。
（以下翻译自Nina Funnell的文章）
多年前，当我还在悉尼大学工作的时候，一名学生焦急的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被强奸了。
前一晚，她和其他的一些同学一起外出聚会，大家喝了几杯之后一同睡在了一个房间里。
当她醒来之后，发现其中一个男人竟然在她的身上，正在强奸她。而身边的其他同学睡得正熟，没有任何人发现这件事。
这并不我第一次听到学生报告自己被强奸。在我工作在悉尼大学的七年时间里，至少收到过16次有关强奸、尝试强奸、猥亵性侵和性骚扰的案例。
但是尽管这些事件令人震惊，行为极其恶劣，但是很多当事人却表示学校方面给出的答复却也同样令人惊讶。
这些受害人表示，又是他们只是要求换课，避免和侵犯了她们的人共处一室。结果，却遇到了相当冷酷的官僚主义的对待。
学校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不停的重复他们被侵犯的细节，签署有关他们被侵犯细节的声明。
对于一些因此挂科的同学来说，即使学校已经得知她们有曾被强奸的记录，但是依旧威胁她们有可能会被开除。
作为学校员工，我们一般都应该推荐她们去寻求咨询服务。但是据我所知，学校这方面的资源严重不足，并且针对解决性侵后产生创伤的专家也完全不足。
在媒体上，学校会发布无比宏大的声明，表示他们“会对这件事情进行严肃处理”。但是关起门来，这些受害者们却一直在被学校的工作人员质询、怀疑和责怪。
很多受害人都被阻止向警方报告或者向学校进行申诉。
这些没有向学校提交一份正式的投诉的性侵受害者们，最后都被转而进入一种机制：“尽可能的想办法用非正式的方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找到你觉得应该对此负责的人，告诉他们你的问题，请他们停止这样的做法或换一种方式。”（学校正在对这份文件进行核查。）
一名受害者曾经在未经她许可的情况下被人拍下裸照并四处传播，而后她被告知她无法知晓她进行的投诉的结果，因为这可能会侵犯到那位违规者的隐私。
“我的经验是，这个上报的流程糟透了。”她说，“如果你根本就不能按照规定知晓后面发生的事情的话，你有怎么能确信学校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呢？”
回顾之后可以发现，这些系统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在阻止学生上报。但是我也说不清楚学校究竟是不是有意设计成这样的。
我可以确定的是，据我所知，这我16个已知的事件中，没有一个是被学校用正式的数据记录下来的，因为她们中没有一个人看到这些投诉的流程最后是完成了的。
学校自己做出的调查显示，在72名严重不当性行为的受害者中，只有1人会向学校提交正式的报告，上报人数所占比例为1.4%。
在过去的五年中，悉尼大学仅收到58个正式的不当性行为报告。根据这个数据计算，在过去的五年里至少发生过4000起相关的事件，频率几乎可以达到每天两起。
本周发布的End Rape On Campus Australia报告中显示，在大学里，各种政策和投诉流程会通过这样的系统阻拦学生上报性侵行为。
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仅仅给当事人20个工作日的时间来上报致学校。昆士兰大学给予学生40个工作日的时间。
其他大学会主张学生采取“非正式的解决方法”，提醒她们正式的投诉可能会对其他的同学造成伤害。很多学生还被警告称，如果她们和其他朋友或支持她的人谈论这件事情的话，还有可能会受到学校的“纪律处罚”。
这份EROC报告还显示，这种可悲的从宽处理形式也正在被各大高校采用：过去五年内，在575个有关性侵和性骚扰的报告中，只有六起以开除处理。其他的处罚方式有：55刀的罚款，八小时的社区服务，或被要求写一封道歉信。
诚然，各高校都会斥巨资来保护自己的声誉，尽可能的将不当性行为的数字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他们尤其在意这些数字对国际学生来校就读可能产生的影响。毕竟，国际学生每年都能给澳大利亚带来总共200亿澳元的收入，使得国际教育成为了澳大利亚的第三大出口产业。
但是，大学的声誉和收入不能凌驾于学生的福祉和安全之上，这些可能会给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的流程，或组织他们上报的行为也仅仅是在保护和纵容侵犯者。
一名卧龙岗大学的受害人表示：
“我认为我受到的性侵行为和学校给出的回复一样的可鄙。他们二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关性：一方面，一个人不会听你说‘Stop’；另一方面，一个组织不会听你喊‘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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