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上海松江区卫计委联合警方成立专案组，查抄辖区内的一个代孕机构，现场发现恒温箱内写有父母姓名的胚胎4枚以及液氮容器受精卵6枚。这家代孕中心是由一家“商业咨询公司”运作的，其所有人因从事非法经营活动被罚款近200万元。
查处现场
不孕不育患者是代孕产业的刚需群体，随着这一群体的增加，地下的从业人员也在急速增长。《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国目前约有千家提供代孕服务的地下公司，成规模的约有二三十家。而与之相关的政策是，2001年，国家原卫生部曾以部令的形式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该法令第三条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那么，如何看待备受争议的代孕?这到底是历史退步还是历史进步?
我国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了“代孕”的记载。那时候叫“质妻”，也称为“借妻生子”，就是男方用财物租用已婚女子做临时夫妻，在”质妻“时候生的孩子，自然也就留在了出钱的一方。相传南北朝时期有个姓夏人，体弱多病，家里十分的贫困，下面还有三个孩子嗷嗷待哺，无奈只能“质妻”给邻县的王掌柜五年，结果第三年王掌柜家失火，妻子再也没能回来。
到宋朝时，典妻现象更为普遍和严重。苏轼于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曾在一项奏折中提到，因欠苗，当时卖田宅典妻女的人数不可胜数。而《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亦记载，熙宁七年(公元1075年)，由于旱灾和蝗灾频发，百姓质妻卖子。典妻制度发展到清朝时期，就更接近于现在“代孕”概念，主要是为了生个孩子。
小说《为奴隶的母亲》
现代作家柔石的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说的就是清末民初的“典妻”制度：春宝娘因生活所迫，她不得不忍痛撇下5岁的儿子春宝，被丈夫典到邻村一个地主家生儿子。地主的目的达到之后，她又被迫和另一个儿子秋宝生离死别。她拖着黄瘦疲惫的身体，带着痴呆麻木的神情，离开地主家，回到自己那间破屋时，已经奄奄一息，分离了3年的儿子春宝已陌生得不认识她了。
“典妻”契约
近代，“典妻”现象任然存在，有一份契约典藏在辽宁省档案馆“赵喜堂因手中空乏，难以度日，进退两难，出其无奈，实事无法，情愿出于本身于结发妻送于张慕氏家中营业为主，同更言明使国票六百元整，当面交足，并不短少，定期八年为满。如要到期，将自己妻领回，倘有八年以里，有天灾病孽，各凭天命，于有逃走，两家同找，如找不着，一家失人一家失钱。期满赵喜堂领人，不如张慕氏相干，恐后无凭，立租字人为证。”说的是安东县民赵喜堂因生活困窘，将结发妻子典与他人，妻子在典夫家中生活，期限为八年。八年后，赵喜堂才可将妻领回。
到现代，随着试管婴儿的出现，代孕正式走上“技术化”道路。1988年，中国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于北医三院，8年后，国内首例代孕母亲试管婴儿在北京出生。“中国试管婴儿之母”北医三院妇产科张丽珠教授主持了这项手术。她曾做过6例代孕，成功了5例。
张丽珠教授
结语
代孕技术出现以后，很多医院将其视为巨大的商机，一时间，纷纷开展这项业务。但争议也随之而来，很多人认为，代孕挑战了传统生育方式与社会道德观念，带来的伦理与管理问题是当时的体制与政策所不能承载的。
2001，国家明确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2015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获通过，此前颇有争议的“禁止”条款最终被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