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扛过枪的人，年轻时候的身板，比战狼还战狼。
以前，我总以为自己什么都不怕，直到53岁那年查出癌症，又经历5次转移，才明白什么是生死之间有大恐惧。我不畏惧看得见的敌人，但对癌症这种看不见、摸不着，却随时可能要你命的东西，说完全不怕，那是假的。
谈癌色变，在国内是一种国情。但是，到美国治疗后我发现，那里的医生和患者，说起癌症来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患者不避讳，医护人员也不排斥，癌症就是被当成了一种普通的慢性病。
作为一名曾经的中国军人，我的身体可以被打垮，但意志不能被打垮。癌症又能怎样？但我怎么也没有料想，多次转移后对癌症的最后一搏，竟神奇地发生了“逆转”，多个不同科室的美国专家一起为我重新制定了治疗方案，停用了我在中国使用的药物，先是放疗，最后10针PD-1下去，癌细胞完全消失！
回国后，国内医生看着复查结果对我说：你可以理解为自己被“临床治愈”了。
治愈？听到这个词，我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缓过神后，这患癌7年来的跌宕起伏，所受的苦，所有的坚持，又一一掠过眼前……
转移灶没动，肾被切除一半
仍然记得，那是2010年5月，我去体检，结果查出甲状腺有一个瘤。医生是我朋友，他告诉我是良性的，不影响正常生活就不用处理。他还开玩笑地跟我说：“要是让我亲手给你做手术，还真下不去手。”
我大笑着走出他的诊室。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我感觉腹部和后背有些莫名的疼痛，于是又去医院做了一次平扫。
这次，医生朋友才发现我肾上的原发肿瘤，他马上带我找到泌尿外科的主任，主任了解情况后说了两个字：“手术。”
我没有一丝胆怯，直接问他：“要切多少？”
“一半。”当时，没有人告诉我这是恶性肿瘤，我也一点没有多想，管他是恶性还是良性，反正都是不好的东西，能做手术，自然切掉最好。我只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能请一个北京的专家为我手术。
朋友帮我联系到北京的一个著名专家，专家很忙，我等了他一周。手术做完我才知道，肾上的肿瘤已经3.2厘米大了，而且是恶性的！这意味着，我被确诊为肾癌。现在想起来，当时根本来不及去担心害怕。
也许是身体底子好，我术后恢复得不错，一直正常工作。一年后，我再去检查身体，医生朋友发现我甲状腺上的肿瘤似乎变大了，但怎么检查都是良性的。最后他也把不准，对我说：“你来决定吧！你想手术，我就给你切掉；你说不手术，那就先观察着看。”
我当时也比较大条，也没意识到什么是规范的治疗，就对他说，“那就手术吧，肿瘤都这么大了，别留着。”
这次为我手术的是这家医院的副院长，他告诉我，他给自己的母亲也做过同样的手术。我一想，亲妈的手术他都敢做，我有什么好怕的？切下来后一鉴定，还是恶性的，是肾上原发肿瘤的转移病灶。
这下明白了，一年前放着这个转移灶没处理，我就直接被切掉了半个肾！
癌细胞再次转移
切了就切了吧，世上也没有后悔药。但是没想到，这只是个开端！
第二次手术后，我开始服用索拉非尼，这是一种靶向药，可以对抗转移性肾癌细胞。断断续续用一整年，但是副作用不小，我开始出现高血压，最痛苦的是：我不能正常走路了！脚踩在地上像踩着针一样，钻心地疼。
医生建议我停药，媳妇还给我买了拐杖，之后我就只能拄着拐杖走路。但我还是照常上班，该干嘛干嘛，军人的精气神咱不能丢！
又隔了一年，我拄着拐杖也开始走不稳路了，一次出门直接摔了一跟头。医生朋友知道后，劝我马上到医院做个头部MRI检查。那天，我踏踏实实把所有的工作安排好，直到晚上才去医院找他。
做完MRI后，他特别严肃地叮嘱我：“你今天不再要开车了，以后也不能再喝酒。”
他知道喝酒是我这么多年来的爱好，即便查出癌症，我也没有戒酒。突然不让喝酒了，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回想起几十年前在部队，我们一起扛枪军演、一起拉练，那样爽快的日子不会再有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医院，医生朋友告诉我：头部MRI的结果显示，我的肿瘤可能转移到了脑部。
这次真的是危在旦夕了，脑转移的患者，一般都活不过一年；不治疗的话，可能就是几个星期。知道我的性格，医生朋友没有任何隐瞒，直接对我说了实情。
放疗让我满脸是血
一刻也没有停留，我马上转到了北京的一家知名大医院，医院给出的方案是对头部转移肿瘤实施伽马刀放疗。
我已经50多岁了，但是这家医院的治疗床显得比我年龄还大，锈迹斑斑的特别老旧。诊室里也乱七八糟的，放疗设备就胡乱地摆放在那。但是医院的名气在那，我心里想着：可能时间也是一种资历吧。
放疗时为了保持稳定和放疗点的准确，我必须纹丝不动，医院给我带上一个“紧箍咒”：一个金属圈，在额头上拧两个螺丝，后脑勺再拧两个螺丝，用钳工那种扳子固定上。螺丝一直扎到骨头里。
固定前他们会给我上麻药，我虽然感觉不到疼，但那种难受、憋屈的痛苦，真的是只有亲身经历了，才能理解。我就在那张锈迹斑斑的治疗床上直挺挺地躺了40多分钟，感觉自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
做完放疗后，我慢慢地自己坐起来，螺丝被拧下来，血就顺着我的额头、后脑勺流下来。满脸是血的那一刻，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离死不远了。
这次治疗后，我开始服用另外一种靶向药——舒尼替尼。用药一个多月，我反应特别大，浑身上下，每一寸皮肤都奇痒难耐，比疼还要难受百倍。
那一个多月，我晚上几乎都无法入睡，我巴不得还能像以前一样，半夜爬起来跑两圈。即便这样难熬，再次复查头部MRI时，我脑部又发现了新的转移！
接下来又是射波刀放疗。医生陆续给我换了3种药，但多次复查证明，这3种药物都没有对我起到任何作用。国内一位著名的肿瘤专家告诉我：“你只体验了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却没有起到任何疗效。”
肿瘤还在不停长大，不断转移。
美国“鬼子”能救我吗？
治疗的痛苦，和多次转移，让无所畏惧的我，也开始对国内治疗失去信心。媳妇开始帮我筹划去美国看病，因为她在美国的朋友告诉她，美国的医院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患者，我们也是可以去美国看病的。但是医学上的翻译，美国的朋友也没有完全的自信，而且翻译病历、预约医院的时间会很长。
一开始我特别排斥，因为我脑海里对美国一直没有好感。我开车的时候，放的永远是战争片的DVD。这个心态在我生命中，已经根深蒂固，存在了数十年。
但拗不过媳妇，她已经帮我联系了盛诺一家，这是一家做出国看病的转诊机构，他们帮我整理、翻译完所有病历后，预约了一家著名的美国医院，和一位肾癌专家。最后，媳妇几乎是把我拽上飞机的，我一路上将信将疑，特别不情愿，我也不愿意把我们中国人的钱，让美国人给挣走。
到美国后，由于药物的副作用，我的脚还是特别疼。当天晚上盛诺一家的陪同人员就陪我在唐人街找了一家修脚店。修脚的华人师傅说：“别人修脚，我就收60，你这个脚，我收120都觉得亏，你这脚上是整个长了一层厚鞋垫啊！”
第二天，我拄着拐杖第一次走进了美国医院，这里的一切都出乎我的想象。
医院很有秩序，没有人声嘈杂。在候诊区，我和媳妇坐在浅绿色的沙发上，志愿者给我们送上两杯咖啡，脸上都带着善意的微笑。
第一次见到主治医生时，她微笑着和我们打招呼，并主动起身和我们握手，还很耐心地听我讲述发病的经历。这点就和国内的医生大不一样，国内很少有医生这样有耐心，当然他们需要看更多的患者。
厄运依旧，再次发现骨转
聊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美国医生告诉我，我不应该频繁地更换药物。她还提了一个特别的问题：“医生给你用舒尼替尼的时候，没有使用其他药物干预副作用吗？”“没有。”我说。她突然表现得很生气。
她告诉我，在已知药物副作用的前提下，是可以使用其他辅助药物来缓解的，而不是出现不可忍受的副作用后，就更换药物，那样只会加速身体出现耐药性。
接下来，她安排我去做CT、MRI等等检查，这些检查我在国内都做过，但美国的体验和国内真是大不一样。
做CT时，医生在注射放射药物前，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并告诉我媳妇：“你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他。希望你去外面等候，因为放射性药物对健康人的身体还是会有影响。”这样的叮嘱，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
躺在MRI的治疗床上时，护士从保温箱里拿出一条热毛毯，盖在我身上，而且在膝盖处垫上了一个枕头。做完后，护士还会扶我坐起来。咱们中国没有这样的事，外面还有好几个人等着呢，起身慢了都会被抱怨。
虽然体验很好，但结果却是冷酷的。主治医生看到检查结果后告诉我，病情依然在进展，甚至出现了骨转移！
她建议我继续放疗，但是停用之前的药物。而且告诉我，我难以行走，有可能是国内放疗剂量过大的原因。
就这样，我在美国先后做了5次放疗。头部放疗时，美国医院也会把我的脑袋固定在放疗床上，但是根本不会流血。因为固定面罩是根据每个人的头型专门定制的，把脑袋一裹，就能牢牢固定；而且，面罩贴合皮肤的部分还很柔软。放疗时间也非常短，只有不到半小时，而国内要40多分钟。
全身放疗时更简单，会有一种床单似的模具，往身上一盖，痛苦非常小。
第一次治疗就在美国待了几个月，我逐渐接受了新的治疗环境，对美国的偏见也都在看病的过程中消除。回国后，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DVD抗美剧给扔了！我必须要承认，他们的医疗技术、医学人文关怀、细致程度，都比我想象的好了太多，他们在很多领域都值得我们学习。
媳妇说，下次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去美国看看。
二次赴美，神奇的PD-1
回国修养4个月后，我和媳妇再次来美国，这次，我们的孩子也来了。
复查前，我感觉有些轻微头疼，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又转移了吧？主治医生看着我的影像资料，还没等我描述自己的疼痛，就对我说：“因为病灶附近有轻微炎症，现在你可能在头部位置有轻微疼痛。”
简直太神了，我对这次赴美又增添了几分信心。最后，主治医生跟我说，“你的治疗方案没问题，还要继续放疗，并且开始使用PD-1。”
PD-1是一种先进的免疫疗法，我早有耳闻，但是没想到自己可以使用到。PD-1的药物在美国已经获批上市，但国内还没有。
当天晚上，我在唐人街找了一家中餐馆，舒舒坦坦吃了顿中餐，还和华人服务员买了一瓶茅台酒，存在餐馆的吧台里，以后每次来美国，都能喝一点儿。我一直没有彻底戒酒，这真的是我人生中所剩无几的乐趣了。
在美国，我和媳妇都不会讲英语，都是盛诺一家的陪同人员帮我们忙前忙后，照顾得特别周到。看病之余，还会带着我们在波士顿吃龙虾大餐，去附近的小镇野餐，带着我的孩子去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的校园参观。
按照主治医生的治疗方案，我开始使用PD-1抑制剂（pembrolizumab），每3周注射一针，一针200毫克。预计先打14针。
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打完了第10针。期间我去日本做了一次全面的体检，日本医生的检查报告显示：我身体里没有检测到任何癌细胞！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也是我自患癌以来第一次感受到，我又能活了！我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盛诺一家的转诊医生张博士，告诉她这一喜讯，她也为我高兴不已。
我又把检查报告拿给国内的一位医生看，他感叹着跟我说：“你真的太幸运了，你可以理解为自己被‘临床治愈’了！”
后来，我去美国复查，美国医生告诉我，我还需要继续注射PD-1，以后每4个月到美国复查一次。她热情地和我们拍照留念，说我不愧曾经是一名军人，是我的坚持和无所畏惧的勇气战胜了癌症。
后记
现在，我的治疗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我对未来已经充满了信心。
对我来说，不仅是美国先进的医疗重新赋予了我生命，也让我的传统观念彻头彻尾地发生了改变。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对美国一直以来的排斥是片面的。PD-1不止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无数个其他的患者，适用于好几种癌症。而这种药物是美国研发的，国内还没有，美国也不排斥给中国的患者使用。
这次的经历让我感觉到，人生的关键在于视野，如果不知道还可以到国外去看病，我的生命很可能早已止步。所以我特别、特别感谢媳妇在美国的那位朋友，感谢他告诉我们，美国的医院可以接收世界各地的患者，让我们在困境中获得了宝贵的信息，从而看到了新的治疗希望。
我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也是为了把这个信息分享给更多的国人：当自己或者家人面临重大疾病时，你还有另一种选择。
来源：壹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