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母亲的身体排斥自己怀的胎儿时，结果是悲惨的。但在五十年中很多遭此不幸的妇女却反过来帮助其他妇女避免同样的结局。——Amanda Hooton

在澳洲因新生儿溶血症死亡的儿童数量在anti-D注射推广后下降了一百倍。

1999年，Nicole Mannix-Power还很年轻健康，她正怀着第三胎。可是在2月16日，悉尼酷暑之季，她同公司的一名女同事发现她看上去不太好。

“她跟我说，‘你没事吧？’”Nicole回忆，“我回答，‘我感觉人累的快死了。’”当天天气很热，而她又已经怀孕36周，还要照顾家里的两个年幼男孩，她当然累坏了。可是，这还是不太正常。“我朋友问，‘你最近有没有感觉到胎动？’我回答，‘我太忙了，不过肯定有胎动吧。’”

“你应该立刻下班，”她朋友跟她说，“你要立刻去看医生。”

我是在悉尼机场见到的Mannix-Power，她在那里为国泰航空的货运部门工作。她身材纤细但看上去很健康，卷发紧紧的往后扎了起来，她穿了一条美丽的栗色裙子和高跟鞋。当回忆起近二十年前的那一天时，她的眼睛开始湿润了。她把眼泪擦掉后说：“当我到了那里，他们把胎心仪放在我肚子上，可是没有心跳。我心里想，‘我的天呐。’”

Mannix-Power的胎儿，一个女婴，在子宫内死亡了，距离预产期只差一个月不到。她的死因是新生儿RH血型不合溶血病。这种疾病是因为母亲的身体产生了一种会杀死胎儿红细胞的抗体。这会导致胎儿的脾脏和肝脏受损，大脑受损，甚至死亡。

“历史上，新生儿溶血症是婴儿死亡以及严重残疾的重要原因之一。”澳大利亚红十字血液部门的输血研究者Robert Flower教授介绍道，“这是一种很可怕地疾病。”直到现在这种疾病还可能影响澳大利亚1/6的新生儿。也就是每年四万个婴儿。

这个数字几乎无法想象。不过因为一小群人，我们现在并不需要去想象这个数字。全国现在有150人，而过去五十年累计共有515人，他们每两个星期会献血以拯救这些婴儿的生命。他们就是anti-D捐献者，他们的血液中有着研究人员称为自青霉素以来最神奇的医疗制品，一种能保护胎儿不受新生儿溶血症侵害的抗体。

Nicole Mannix-Power与她的女儿Ruby和Chloe，她们在母亲已经Rh阳性敏感后幸存下来了。

今年是澳大利亚发现anti-D抗体的五十周年。一名澳洲医生做出了这个发现。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第一个组织anti-D抗体捐献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对孕妇注射anti-D抗体的国家。

现今澳洲研究者在新生儿溶血症领域领先全世界。在全球第一个婴儿，一个澳洲婴儿，被anti-D抗体拯救之后，人的善良本性似乎终于可能战胜自然界最残忍的怪象：母亲杀死自己孩子的悲剧。

新生儿溶血症的起源是生物学里的基本知识：血型。大约17%的澳洲人是Rh阴性血型：O-型、A-型、B-型或者AB-型。其他人都是Rh阳性。总的来说，除了怀孕期间Rh阴性妇女和正常人没有区别。如果一名Rh阴性妇女怀上了Rh阳性的胎儿，且胎儿的血液细胞在怀孕期间进入了母体（这基本上总会发生），这将导致母亲体内发生一连串灾难性的事件。她的免疫系统会将胎儿的血液细胞当成细菌或病毒，并产生抗体以便消灭这些血液细胞。

第一个Rh阴性的胎儿一般不会受影响，这是因为抗体产生的速度不足以造成足够的伤害。但这些抗体会终生留在母亲的身体里，也就是所谓的Rh阳性敏感。一旦她变为Rh阳性敏感，在之后的怀孕中，只要胎儿是Rh阳性，母亲的抗体就会增多并杀死胎儿的红细胞。对胎儿的实际影响因人而异，即使同一个人每一次怀孕的影响也可能不一样。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每一次Rh阳性的怀孕都将增强抗体对胎儿的伤害力度。

“我的女病人中，第一胎基本没问题。”Robyn Barlow回忆道。她是一个活泼的女性。1967年开始为红十字血液部门工作。她召集了多名帮助克服新生儿溶血症的anti-D抗体捐献者。“第二胎一般会有轻度的问题，但第三胎就会死在腹中。很多母亲不停的失去孩子。我记得有一个人丧失了十胎。十个死胎！她怎么过来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挺过来的。”

不可思议的是，就是这些失去孩子的女性，后来成为了anti-D抗体捐献组织的核心，并保护了估计约二百万个澳洲婴儿。但是要做到这些，她们还需要三名研究者在纽约取得的突破：一名英国人、一名美国人，和一名澳洲年轻人，他名叫John Gorman并来自Bendigo。

在他成名之后，John Gorman医生的照片--他那有趣的眉毛和大背头发型--让他看起来有点严厉，但他的脸还是有一点和蔼的，似乎他正准备踢一个橄榄球，或是吹口哨叫一只澳洲牧牛犬。不过在六十年代早期，他并没有在做这两件事：他在纽约研究新生儿溶血症。这个并在二十年之前刚被发现，但当时（即使现在仍旧）还没有治愈方法。

Gorman与他的同事提出了一个疯狂的建议：想出办法阻止母亲的身体变成Rh阳性敏感，这样就能防止新生儿溶血症。他们的想法是对Rh阴性的母亲注射anti-D抗体，也就是如果她怀上Rh阳性胎儿后她身体会自然产生的抗体。他们的理论是注射的抗体可以预先把进入母体的婴儿血液细胞杀死，以此避免母亲自身的免疫系统产生新的抗体。注射的抗体量很小，并很快被化解，所以不会伤及胎儿本身。

这也就是以毒攻毒。对普通人来说这完全不可想象，似乎当时的主流医学人士也持同样的观点。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称他们的建议是“胡言乱语”，各大研究拨款机构均不愿支持他们。即使这样，Gorman和同事们仍旧开展一个试验（竟选了在纽约的辛辛监狱里找Rh阴性的志愿者），并且试验成功了。1964年1月31日，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对一名孕妇注射了anti-D抗体：她就是Gorman兄弟的妻子，澳洲人Kath Gorman。之后她生了七个孩子。

anti-D抗体防止新生儿溶血症的能力于1966年在悉尼举行的国际输血大会上正式宣布。几个月之后，第一批捐献者就在澳大利亚被召集，一年之后澳大利亚政府开始了anti-D抗体捐献计划。两年之后，澳大利亚成为了第一个anti-D抗体自给自足的国家。

一瓶anti-D抗体。现在，每个澳大利亚的Rh阴性孕妇均会在24到34周时接受抗体注射，然后在产后后再注射一次。

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些捐献者才是整个anti-D抗体故事中最难以想象的部分。以为第一批捐献者正是新生儿溶血症患者的母亲。这些妇女目睹了她们孩子的死亡，或者受到脑损伤、耳聋等终身残疾的困扰。有些妇女在多次死胎或新生儿死亡后选择了绝育。这个治疗方法对她们来说来的太晚了：anti-D抗体对Rh阳性敏感孕妇是没有用处的。这些妇女只能帮助比她们更幸运的人。

她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同意了。“她们非常渴望帮助别人。”Baden Cooke医生，一名早期Rh计划指挥解释道，“似乎她们自己的受的创伤越重，她们越希望帮助别人。”

这样的妇女直至今日仍受到召集。Robin Barlow回忆起不久之前，她坐在医生接待室里等候这样一位妇女。“我看到一对夫妇，妻子正在哭泣，丈夫用手抱着他，我跟我的同事说，‘希望我要见得不是她。’当他们被叫进去之后，我们也被叫了，我心里说，‘这糟透了。’”

“我觉得我妨碍了别人的悲哀。她已经够惨了：我说话时她的眼睛从没离开过地板。然后我说道，‘我们想请你捐献，但现在请不要给我回复。过几天我会打你电话的。’她失去胎儿才六周。后来我想，‘我不能再做这一行了。’几天之后，我给她打了个电话。她同意了，她要捐献抗体。我们用她的血做了几千瓶抗体。”

不久之后，男性也加入了捐献者行列。他们只要输Rh阳性血就能和女性一样产生抗体，但他们当然不需要怀孕。早期的男性捐献者输血时冒着病毒感染的风险，比如丙肝（后来还有艾滋病），但他们还是参加了。

其中一人是新南威尔士州铁路局的高级技术人员（现已退休），James Harrison。他14岁时接受了输血。他18岁成为了一名献血者。有趣的是，他输的血一部分竟然是Rh阳性血，所以他的身体早就开始制造anti-D抗体了。他的身体一直保持着很稳定的抗体产量。在圈子里他被称为是“金手臂的男人”。

James Harrison，80岁献血超人。

50年来Harrison从未爽约。每两个星期，他的血液（跟其他anti-D抗体捐献者一样）在血液银行被抽出，之后他的血浆和红细胞被分开；他的红细胞被重新输入他身体以避免贫血。整个过程非常“费事”，红十字的Robert Flower指出。“这不是每十年五分钟的事；而是每两个星期用上半天的时间。他真的是非常的尽责。”

Harrison对这件事则轻描淡写。“上周一是我第1157次献血。”他说道。直到2015年，澳大利亚每一批anti-D抗体都含有他的抗体。他Rh阴性的女儿Tracey，也在两次怀孕过程中用了他的anti-D抗体。Harrison去年过了80岁生日，但他并不准备停止献血。“我还有很多时间。”他解释道。“我说了当他们需要用两只手来插我的静脉并不能用我的腿时，我就放弃。”

时至今日anti-D抗体仍是唯一防治新生儿溶血症的方法。澳大利亚每一个Rh阴性孕妇都会在28到34周时接受注射，产后再注射一次。这几十年这已经成为了例行程序，有些妇女甚至以为自己注射的是维他命。正因为此，澳大利亚死于新生儿溶血症的儿童下降了一百倍，大约每千人仅0.01利死亡，也就是每年全国约4例。1980年，Gorman和他的两位同事，以及两位同时研究anti-D抗体的英国研究者，获得了拉斯克奖，相当于美国版的诺贝尔奖。

现在澳大利亚红十字血液部门仍旧在anti-D抗体研究方面领先世界。副教授Cate Hyland是血液部门的首席研究学者。她带领她的团队研发了一种测试方法，有史以来首次能够准确的测试澳大利亚的非裔妇女的Rh血型，因为传统方法对她们可能无效。

“一直以来研究主要建立在白人身上，因为他们是Rh阴性比例最高的人群。”Hyland解释，“但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准确的鉴别每一个澳洲人的Rh血型，不管他们从哪里来。非洲人的Rh阴性比例为5%到8%，这还是很高的。所以我们设计了一种新的测试方法，让我们能精确的测出他们的血型，我们甚至发现了一些新的血型。这对孕妇来说很重要，你必须知道她到底有没有产生抗体的危险。”

血液部门把这些研究结果分享给了非洲输血协会，并开始和非洲研究者讨论如何在他们的环境下使用这些新方法和新血型。血液部门的研发指挥David Irving医生称，“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个复杂的技术变成一个简单例行的测试让每个需要的人都得到治疗。”

另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是人工合成anti-D抗体。Flower说，“人们已经尝试制造anti-D抗体30年了，从没有成功过。事实是，我们仍旧不知道抗体是如何保护母亲的。你能够提炼出抗体，提炼结果也能杀死胎儿的细胞，但是却无法保护母亲。”

Flower和他的同事们已开始尝试复制捐献者的整个血浆而不仅仅是anti-D抗体。如果他们成功的话，新生儿溶血症的治疗将完全改变。一个血液部门人士说道：“我们需要的是瓶里的James Harrison。”在此之间，澳大利亚每年4万个母亲和胎儿仍需要80岁高龄Harrison生产的真货。

Paula Parry是一位面带微笑，深色头发，有活力的妇女。她并不知道anti-D抗体是什么，直到2010年时她怀孕8周后流产了。“我的产科医生跟我解释了我们有多么幸运，因为胎儿的血在8周里没有进入我的体内。他说的很清楚。他说，‘如果你怀孕时出血，你一定要见医生并注射anti-D抗体。’”

她在第二次怀孕期间多次出血。“我基本上每两周注射一次anti-D抗体，为了防止胎儿的血引起反应。”在26周时，她失去了她的孩子——但不是因为新生儿溶血症。“那么多anti-D抗体针使我并没有变为Rh阳性敏感。”

六个月后，Parry第三次怀孕，她仍旧接受了anti-D抗体注射。这次怀孕很顺利：她的儿子Alex，现在已经五岁，出生时非常健康，这都得感谢anti-D抗体注射。

可是Parry产后遭遇了大出血，并接受了三次输血，其中一次因为错误她被输入了Rh阳性血液。在这么多anti-D抗体注射后，她竟然直接被输入了Rh阳性血？她似乎挖苦的说：“我明白，这不是大家最好的时候。”产后数天，通过多次的anti-D抗体注射和不间断的观察，医院终于把误输的Rh阳性细胞都清理了，并且Parry并没有变为Rh阳性敏感。“清理的很干净。”Parry说。

当Alex还是幼儿时，Parry第四次怀孕了，但她流产了。之后不久，她又怀孕了。“那时我的产科医生对我郑重地说，‘Paula，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这一胎不成功的话，你再怀孕我可就不管你了，风险太大。’”

九个月后，Parry生了一个健康的女孩，Georgia。Georgia现在已经两岁了，她也是Rh阴性。讽刺的是，在妇女多次Rh阳性胎儿导致溶血症夭折后，她只要怀上一个Rh阴性胎儿就不会有任何Rh引起的危险。“Georgia将来怀孕时也会碰到我的问题。”Parry说，“但我希望她会跟我一样。我怀孕的时候因为医生的治疗，溶血症根本不是问题。”

Paula Parry，2岁的Georgia和5岁的Alex。

即使现在，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Nicole Mannix-Power的情况会跟Paula Parry不一样。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有时anti-D抗体注射会失败。也许Mannix-Power遭遇了未知的胎儿出血所以没有及时接受anti-D抗体注射，或者注射量不够，或不够及时。不管什么原因，在1999年的那一天，她的孩子已经无药可救了。她立即住院并接受了引产。

几小时后，她生出了一个女儿，Montana May。“他们在你的门上放了一个标记，一只小蝴蝶，意思是‘死胎，悲哀的妈妈’。他们把她递给我并说，‘你想抱她多久就抱多久。’”说道这里她握紧了双手。“她完全贫血了。你可以通过她的皮肤看出来，她的嘴唇，她的眼皮。她已经36周了。她完全正常。她是完美的。”

一年之后，Mannix-Power又怀孕了。这次，她被转到了悉尼皇家妇女医院的专家处治疗。她见到了Danny Challis医生。一个有些不注重穿着男人，他有着深色头发和非常低调的态度，Challis的兴趣包括早期超声波仪器以及亨利八世王后凯瑟琳是Rh阴性的可能性，因为她遭受了多次晚期流产和死胎。

Challis有着二十年治疗Rh阳性敏感孕妇的经验。他和与他类似的医生，是在anti-D抗体注射失败后唯一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办法能阻止孕妇的身体制造抗体，也就无法阻止这些抗体杀死胎儿的红细胞。唯一的办法就是替换被杀死的血液细胞。

悉尼专科医生Danny Challis和他的团队为Nicole Mannix-Power每两周提供治疗让她得到了两个健康的婴儿。

两种办法能做到这一点。第一种是在产后输血。另一种是在孕期就开始输血。Mannix-Power在她第四次怀孕20周时便开始接受宫内输血。在此手术中，Challis和他的团队用超声仪做导航，用一根长针把新鲜血液滴入胎儿的肝脏内的脐带静脉。

Mannix-Power极其相信Challis，但尽管这样，“简直太难了，每次输血后，你得回家并卧床休息，因为流产的可能性太高了。太可怕了。每次我都心里说，‘上帝，求求你。让她坚持活下去。’”

她第二个女儿坚持住了。Chloe在第30周剖宫产出生了，出生时体重2000克，并住院9周。去年，16岁的Chloe在荷兰的世界冲浪救援俱乐部冠军赛上赢得了100米沙滩短跑的比赛。

这过去的50年中，anti-D抗体治疗基本上消灭了一种每年造成数百个婴儿死亡和数千个新生儿致残的疾病。它是医学的胜利，不光针对疾病，更是针对自然。

但是，像Mannix-Power一样的妇女都知道，现实生活比医学理论要复杂。Chloe健康出生一年后，Nicole的丈夫Luke仍未摆脱他的一个女儿因为溶血症而夭折的阴影，他自杀了。“失去我们的女儿杀死了他，杀死了他。”她说，“虽然我们得到了另一个美丽的女儿，我以为他会幸福。但是他已经陷的太深了。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会自杀：给我一百万年我都不会想到。”

这就是溶血症无法估算的代价。“你不知道失去孩子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Robyn Barlow说，“你能看到孩子的死。但是你看不到父母破碎的梦。”

十年前，Mannix-Power和她第二任丈夫结婚了。在深思熟虑之后，她决定再生一胎。“我记得Danny Challis见了我之后说，‘什么，我们又要来一次？’”他们又来了一次：更多的输血，又一次30周生产。又一个健康的女儿，Ruby，现在9岁了。

Mannix-Power的生活改变了许多。她搁置了过去的悲剧，和她丈夫一起养大了四个健康的孩子。但她并没有忘记。每两周，她都会提早下班，然后前往血液银行捐献她的血浆，用来生产anti-D抗体。她的抗体足够高，以致她到现在都没有需要再次输血促进抗体。

奇怪的是，她害怕针，她从不敢看扎针。“我捐献的原因是，如果别人没有捐献，我就不可能有我的女儿。”她说，“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