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考上北大后，戴韵就开始了“拿学位拿到手软”的学霸之路。现年26岁的她先后拿到了2个本科学位，2个硕士学位，1个博士学位。

从北大毕业后，她调转人生方向，去美国加州大学从零开始攻读教育人类学。这是美国最难毕业的文科博士专业之一，平均8年毕业，她在18个月完成。

在近日火爆的“90后”美女学霸中，戴韵无疑是特别的。作为其中唯一的人文社科博士，她走过美国漫长而高淘汰率的文科博士项目，现在南加州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不一样的成长轨迹。

相比于传统苦读的中国留学生，戴韵的生存法非常简单——“不要放弃自己的过去，顺势而为，做自己就好。”

人生现在就定型，太没意思了！

2014年，刚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时，戴韵感到新奇和喜悦。

圣芭芭拉是美国着名的度假胜地，小镇如画，依山傍海。更重要的是这所学校学术声望甚高，在2017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位居24名，北京大学53名，清华大学57位。

不过，生活很快陷入焦虑。同学多是教育学或相关专业出身，有的拥有多年业务经验，从传播学跨专业，她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每周上千页的阅读材料，怎么读都读不完，常读到半夜三点，有时候，“边读边哭，因为读不懂，怀疑自己智商有问题”。每周例会， 看着导师嘴巴一张一合，听着“反身性”、“认识论”、“表征”像听天书一样。失眠，狂吃，压力巨大，一个月猛增快十斤。她怀疑自己是不是来错了地方。

这与最初的踌躇满志不同。还在北大读研时，她认识现在的导师Judith Green，一位美国知名教育人类学家。Green教授觉得这个年轻人思维活跃，善于思考，也勤于学习，认识一个月后，邀请她跟自己读博。

仅花了半天，她就决定去了。在此之前，她还做着财经记者的梦，教育学博士从未出现在她词典中。

这个决定并不冲动。在本硕期间，她就在新华社、《财经》杂志等媒体实习，那是微博兴起、公众讨论空间形成的时期。不过，她很快发现，讨论常演变成骂战，大家立场不同，交换语言并不一定增进理解，反而误解加深。戴韵开始思考：“人怎么形成自己的思维和观点？从交谈到理解到底有多远？”

Green教授从事方法论研究，在根本层面探讨人怎样认识世界、形成知识，基于此研究教育。当她抛出橄榄枝时，戴韵毫不犹豫接下了，“因为这些研究能解答我的疑惑”。

作这个决定，她不是毫无压力。跨专业学教育学，还是难得出名的教育人类学，美国教育学博士平均8年毕业。更大的压力来自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女生二十几岁出国读博士，就像一场赌博，拿理想和青春对赌，赢了或许有个未来，要是输了，三十几岁还是一无所成，结婚生子等社会压力像一座座大山。

“我还年轻，路还很长。人生现在就定型，太没意思了！”戴韵说服了自己。

“先放手去走，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人生没法预设。”这是戴韵妈妈的口头禅，就像戴韵从没想到自己能提前博士毕业。

为了更好地适应美国生活，她刚到学校时，租住在美国夫妇家。“身体力行地践行人类学研究方法”，戴韵调侃到，“这种研究方法起源于殖民时期。西方与殖民地冲突不断，就送了一些社会学家去调研，深入当地人的生活，研究他们的文化。”

这种问题导向的思维方式，是戴韵过五关斩六将的重要“杀手锏”。“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学术理论，都可以看作针对特定问题的回应。尤其是社会理论，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弄清楚这些问题，很好理解这些理论，也能明白它的局限性和未来发展方向。”

受益于这种思维方式，她慢慢站稳脚跟。浩如烟海的文献，如果要死记理论本身，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通过梳理问题，她在脑海中画出了学科的理论地图，把书越读越薄，也为自己的研究找到定位。

这套思维方式，源于她爸爸的培养。中学历史课曾让头疼不已，朝代更迭后的改革措施五花八门。爸爸带着她把不同朝代的措施放在一起，逐个分析每项改革是针对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指向什么矛盾，最后她惊喜地发现，原来“皇权和相权、中央和地方的制衡串起了这些变革。”为了解释中央和地方为什么会有矛盾，爸爸拿过年压岁钱做比喻，家长希望代管压岁钱，但孩子总想拽在自己手上，这难免产生冲突，双方就要做个约定。

她庆幸自己跟对了导师。“Green教授不追逐热点话题，她重视思维训练和研究方法，因为没有人知道几十年后流行什么课题，掌握方法才是永恒的法宝。”

2015年课程结束时，第一次写课题论文，也要细化博士研究方向。她焦虑失眠，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肉身疲惫，脑子却一直转，一个多月瘦下15斤。像一个小苗，播种、浇水、施肥，终于要破土而出，却怎么都顶不开那层土。

“因为很迷茫，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她不自信，觉得自己不像学教育学的，应该像其他同学一样，要么有专业背景要么有实践经验，于是开始向其他同学看齐，努力变得跟他们一样。

导师Green教授却一直鼓励她，“不一样就是你的优势”。每次遇到系里老师，导师都热情得推荐她，介绍她传播学和经济学的跨学科背景，坚信她能给学院现有研究增加新的角度和贡献。

“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成长背景和社会经验，形成独特的思维行为，形成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预设。所有新的认知，都基于过去的经验。”

当戴韵意识到这点后，她开始在传播学和教育学间找结合点，充分利用自己国际化教育背景，提出如何用传播技术促进教育资源的国际化配置的选题。而凭借自己的跨学科优势，她开始收到其他老师的邀请，加入跨学科研究群。

小时候，父母在外地工作，戴韵跟着外婆生活。外婆不识字，对学习很少有要求。4岁时，姐姐入学，戴韵失去玩伴（电视剧），被一起送入学校。入学前，妈妈才想起她不会写名字，火急火燎地教她比划。

“我是放养大的。”戴韵觉得父母很少干预自己的成长。当她抱怨晚自习无趣时，父母主动向学校申请不参加。业余时间很少给她报兴趣班，但家庭教育在潜移默化进行。

“家里有半面墙，耸立着书柜，放着上千本书，最上面两层，我踮起脚够不到。”她还不识字时，父母看书，她就担任着家里的图书管理员。每天把书按照从高到矮的顺序整理。等年纪稍大，又变着心思，把书按照书名首字母、年代或者题材整理，乐此不疲。

这是她童年最为珍爱的“玩具”。

戴韵忘记什么时候，自己能够读懂书架上的书，那是另一个世界的打开。世界名着儿童简版、书虫系列、舒克贝塔、男生贾里女生贾梅……

她也终于可以和父母歪在一起看书了。看到精彩处，扯着父母，讲一遍。不管讲得如何，父母似乎都听得津津有味。入学后，她热衷于参加学校的朗诵和演讲比赛。

四年级时，她在书桌上看到了三本垒起的书《神秘岛》，顿时被标题吸引，一把抓起看得如痴如醉，想象着主人公困在荒岛，和自然环境搏斗，就地取材制造棉花火药、驯化家禽，“实在是太太太酷了！”。

这本书是爸爸特意为她准备的第一本长篇小说。那时她从来意识到，书架上的书也一直变化着，根据她的年龄和成长阶段，放着适当读物。

儿童书和大人的书混放在一起，有时她也闯入不能理解的成人世界。读到《围城》，方鸿渐坐在船上，看见鲍小姐，“身子像熟肉铺子”。她咯咯笑着似懂非懂，于是问妈妈这是什么意思，妈妈迟疑了一下岔开话题。午睡后，那本书怎么找也找不到了。

一路成长中，她的世界很少孤单过。“阅读向我展示了更大的世界，也满足了我对这个世界的好奇，这又驱使我读更多的书。”

读了教育学后，她理解了父母的良苦用心，“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创造良好的氛围，让她自由地成长，慢慢发现其天赋。过度早教，上太多兴趣班，是在扼杀孩子的好奇心，剥夺他们成长的乐趣。”

长大后的戴韵，留着齐肩短发，穿着纯白的连衣裙，一脸纯真的笑容，与“灭绝师太”的女博士形象颇为遥远。她觉得越了解教育，越发现这是慢工出细活，对学生要“无条件耐心”，个性也越发柔和。

有时她也觉得无奈。“在接受学术训练时，人会变得严谨很多，可能会让人觉得无趣。”谈论起自己的研究时，她会热情得像个小孩，手舞足蹈、滔滔不绝，却突然发现，“哦，原来人家并不感兴趣”。

她一直提醒自己，做研究需要时间的沉淀和积累。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对人性和社会的洞察和理解，社会人文学科的研究者应该更用心参与生活，关心社会和身边的人。

对于未来发展，她想做知行合一的学者。因为教育学是理论紧密结合实践的学科，要在科研和实践之间找平衡。通过参与教学活动和教育项目，在活动中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在实践中加深对教育的理解和认识。同时，用科研的方式，系统化、理论化地整理实践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更好地指导实践。

本文转自网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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