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9日，位于纽约第11大道的贾维茨中心人山人海，激情昂扬的人们聚集在这座由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大型会展中心内，希望能亲眼见证第一位美国女总统的诞生。

20岁的加拿大华裔谢思鹏在乔治城大学读书，他有幸获得了在希拉里竞选团队实习的机会。当日，他刚从费城赶回华盛顿。在选举日之前的两周，他和希拉里竞选总部的同事们被悉数下派到各州做最后的努力。大局基本已定，大家最重要的任务是挨家挨户地敲门，提醒支持者在选举日务必投下宝贵的一票。大家都很拼，有消息称，这支遍布各地的队伍曾在一天内敲开了200万个家庭的大门。而当晚，一切即将尘埃落定。

这是谢思鹏到华盛顿的第一年，这段被他形容为做梦一般的助选经历，加深了这位志在从政的华裔学生对政治的理解。“一般能从政的人和我的条件也差不多，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不会成功，但既然成功的人和我有同样的条件，那为什么不是我呢？”谢思鹏有着他自己的“总理梦”。

美国大选期间，谢思鹏争取到了希拉里团队一个宝贵的实习机会。本版图文均据广州《南方人物周刊》

幼时移民加拿大 遭遇不公心生从政想法

16岁加入了加拿大自由党，后考入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

谢思鹏出生在广州，9岁那年跟父母和双胞胎姐姐移民加拿大前，他是那种典型的好学生，升旗仪式时全校学生都摆好小板凳坐在操场上，他经常是站在台上发言的那一个。为了让孩子们得到更好的教育，2005年，博士毕业、在中国做建筑工程师的父亲通过技术移民，带着一家人赴加拿大，在最南端的白石镇安了家。白石镇靠近温哥华，人口只有温哥华的百分之一。

那时，在中国读到四年级的谢思鹏和姐姐的英语水平还停留在ABC阶段。父亲虽是高学历，可英语口语一般，母亲的口语也不行，一家人在异乡举目无亲，最初的安家并不顺利。加拿大的建筑多为木质结构，中国的工作经验并无用武之地。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学历在加拿大也不被认可，一时无法靠专业找到工作的父亲为了养家，只能暂时去工地搬砖。残酷的生活逼着他做出艰难的选择。两个月后的一晚，“下班回来的爸爸就抱着我说，儿子，不是爸爸不爱你，真的是在这里干不下去，爸爸也老了，四十多岁真的搬不动砖了。”自那以后，谢思鹏父亲回中国干老本行，挣的钱寄到加拿大，母亲独自带着一对儿女生活，一家人一年才能见一面。

“有一段时间我们家里特别穷，妈妈英语不好，做不了服务业，就只能去华人餐馆里洗碗，一个小时可能挣8加元，晚上回来就打包一些餐厅没卖完的食物回来。”像谢思鹏家这种情况在当地的华人家庭很普遍，“用妈妈的话说，其实我们这一家是一代中国人的缩影。”

那时的谢思鹏还会有些不忿，“政府如果当时是看中我爸爸的工程师职称和博士学历，那为什么来了以后又不认，如果你不欢迎我们来，当初为什么要批准。”虽然年纪还小，但那可能是他第一次觉察到不恰当的政策可能会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他开始积极地了解和参与相关的政治活动。

他读高一时，加拿大国会里的5个主要党派联合举办了一场活动，活动邀请了加拿大全国200多名青少年到渥太华，带领他们在国会参观等，谢思鹏是其中一个。那次近距离的体验和交流让他明晰了自己从政的想法。

旅程回来，16岁的他顺利加入了加拿大自由党，“这是一个中间偏左的党派，是目前加拿大的执政党”。每个月选区的党组织都会至少组织一次党员讨论会，针对本地及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各抒己见。作为年龄最小的成员，谢思鹏将此视为难得的学习机会。

而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将政治萌芽付诸行动还是在一年后的高二下学期。事情的诱因是一次大规模的教师罢工，罢工的原因是当地教师认为这届省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不够，对教师工资的削减力度很大，很多承诺的福利待遇都未能兑现。从9岁移民至今，这是他遭遇的第三次大的教师罢工事件，之前最长的一次持续了3个月之久。教师罢工了，学生只能在家自学，“(罢课)最短的可能是下午3时上完课，学校所有的活动都不能参加了，如果之后有体育课或者辩论课，都会统统取消。”那时他正处于申请美国大学的关键时段，“我开始觉得这些政策和自己密切相关，感觉就像唤醒了我的什么东西一样。”

他和同学起草了一封两千余字的公开信，并最终收集到500个学生的签名。为了将公开信送到分管省教育的教育厅长和省长手中，他又召集了50位同学组成抗议队伍，由一个学生领跑，其他人骑单车，领跑的累了再依次更换，从学校出发行进45公里到达省府，最终这封信交到了教育厅长手中。“虽然最终没能改变什么，但那次经历让我深刻地意识到了一件事情，与其等着改变，不如自己做点什么。从那以后，我下定决心申请美国跟国际关系、政治密切相关的专业。”

2015年，因优异的成绩和丰富的经历，他如愿以偿地被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录取，这个“政客乐园”中很多教师都是白宫的政府要员或前任高官，是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的金字招牌。从加拿大白石镇来到世界政治中心之一的华盛顿，谢思鹏知道他人生的序幕正在拉开。

课余在国会锻炼 获希拉里竞选团队实习机会

觉察到传统竞选思路的式微，认为竞选实际上是数字游戏

作为身在华府的外交专业学生，边上课边在国会实习是件普遍的事情。在学校的学习主要偏学术和政策，而真正进入政治环境需要浸润式体验，二者互为补充互不可少。在教授的推荐下，从大一开始，谢思鹏就获得了在美国国会实习的机会。谢思鹏服务的参议员在国会外交委员会中主要负责欧洲的项目，整个办公室有20个工作人员，同期有5位实习生分属不同方向，包括教育、军事、医疗等领域，谢思鹏是外交方向唯一的实习生。

谢思鹏在实习中的主要任务是帮参议员准备各种场合需要的资料，工作任务常常突然而至。一次，下午5时快下班时，办公室接到一个紧急通知，参议员要在次日参访乌克兰并在其国会发表演讲。通知一到，办公室瞬间高速运转开来，参议员办公室要准备详细的资料作为背景补充，大到美国对乌的各项最新政策，小到官员女儿的小名等。有公开资料的就在网上搜索，没有的就要电询乌克兰办公室的专家，三四十页的资料要在5小时内整理完成。那晚，办公室里大部分人相继下班，最后只剩下他、参议员的幕僚长和3个外交口的工作人员，“当时实在累就去卫生间，定一个两分钟的闹钟眯一下。”因为工作态度好、效率高，幕僚长在后来应邀加入希拉里竞选团队时为谢思鹏争取到了一个宝贵的实习机会。

虽之前有在加、美两国国会的实习经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近距离窥探政坛一线，但这8个月在竞选团队的征程却带给他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竞选结束后的这大半年让他有了更多时间去回味，比如之前一些看来颇为“讽刺”的地方，他渐渐摸索到了背后的蛛丝马迹。

比如说希拉里团队是公认的美国有史以来规格最高、最有组织性、经验最丰富、经费最充足的竞选团队，而在一些关键的摇摆州，比如佛罗里达州，希拉里团队从2015年初宣告竞选起，就已在那里积极投入竞选活动。相比之下，特朗普团队直到竞选前两天才入驻，最终希拉里还是输给了特朗普。关于失利的原因各方均有分析，但在谢思鹏看来，关键问题可能除了运气之外，还因时代变了，选你的人变了。

他回忆起大选前一天希拉里团队在宾夕法尼亚州组织的最后一次拉票活动。那场活动在费城市中心举办，不仅费城市长、希拉里和克林顿夫妇，时任总统奥巴马和夫人米歇尔也亲临助阵，这场活动最终吸引了3万人亲临现场。一开始还很热烈，但在现场负责组织秩序的谢思鹏很快发现情况有些不对。

“开始是有人皱着眉头，渐渐就开始大吵大闹地抗议。”谢思鹏赶紧迎上去了解情况，“当时是11月，天气挺冷的，他们可能想象中是可以跟希拉里握手的，有的人甚至为此排了12小时队，但最后能隔着三四百米看清大屏幕上的希拉里就不错了，他们很不满，觉得这么辛苦来一趟无非是换了一个地方看电视。”一些抗议者向他抱怨说，“经过这次活动，不会投希拉里了，因为她真的很傲慢。”

当时谢思鹏把这归结为组织活动不可能让人人满意，但现在想起来他觉察到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传统竞选思路的式微。“希拉里是按照很传统的方式来的，她在竞选前这个关键的夜晚决定举行一个路演，希望让更多人了解自己，但是人们如果想要听你说什么话，在电视上看多好，我来就是为了和你有亲密的接触。特朗普没有搞这么大型的路演，他都是采取推特式做法。”在他看来，这是传统和非传统竞选方式的区别之一。

很多对竞选的分析都提到，虽然特朗普的一些政策主张看似出格，却巧妙迎合了部分低收入人群的需求，而这部分人成为了决定选举最终结果的关键力量。

这让他在思考未来的从政之路更加实际，他意识到竞选实际上就是一场数字游戏。“因为我最后还是会回到加拿大去从政，所以以加拿大为例，加拿大是议会制，总理不是直接选的，国会有338个议员，多数党的党魁当总理，所有的议员当部长，所以在加拿大，选民没有选谁当总理的直接决定权，你能决定的就是谁当你的国会议员。”他细致地做了一番演算，“加拿大是每10万个人1个国会议员，一般情况下10万人投票率是60%，所以会有6万人投票，如果有3个党派参加竞选，只要拿到40%基本上就可以稳赢了。那么6万的40%是2.4万，我只要达到2.4万张票就可以当国会议员。”

谢思鹏在希拉里竞选团队总部工作期间和希拉里合影。

不想当总理，为什么要从政？

谢思鹏觉得未来从政之路会跟“华裔政界前辈”们不同

从决定要走从政的道路起，谢思鹏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加拿大总理”，第一次听到儿子正式谈论这个打算，母亲试探地问了句，“当个市长不就挺好么？”当时 20岁的谢思鹏应道，“我的梦想就是当总理啊，不然为什么要从政呢？”

他承认这可能部分源自加拿大文化的影响，“在加拿大，有人问你长大想要做什么，如果你说我想做一个参议员，他们会觉得奇怪，大家觉得一个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他把自信视为自己最优秀的品质，他知道这在很多人眼里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在谢思鹏就读的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每年招收的300名学生中，华裔只能占到十二三个，“其实一个原因是这并非华人青睐的专业，听起来很高大上，但找不到好工作，如果你到我们学校商学院、医学院看，你会发现很多中国人。”

谢思鹏认为在北美文化影响下，人们偏爱的还是underdog(处于弱势的一方)，“以这次总统竞选为例，双方都是尽力把自己包装成underdog，有人说特朗普是underdog，因为希拉里是第一夫人，特朗普没有任何政治资本；也有人说希拉里是underdog，因为特朗普出生于一个极为富裕的商人家庭。”

华裔在海外从政并不少见，既有8岁随父母从台湾移民美国、后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进入内阁的现任美国交通部部长赵小兰，又有移民家庭的第三代，出生在西雅图，曾任华盛顿州州长、商务部部长、美国驻华大使等职的骆家辉。据谢思鹏介绍，加拿大的第一任华裔议员或可追溯到20世纪初。

“这些前辈多半要么是很早移民过来的，要么是混血儿，或者是从香港、台湾过来的，具备语言优势，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大多数华人刚来到异乡，会觉得我语言还没过关怎么去玩政治，况且他们那一代华人移民还是比较少，他们得到的支持也是很少的。”

谢思鹏觉得未来如果真的走上从政的道路，会跟以前的“华裔政界前辈”有很大的不同，“以前很多华人移民为融入当地的主流文化会选择将自己原有的文化给抛弃掉，背水一战的感觉，但我们这一代移民中英文都能说得很好，都很喜欢中国，也对中国有很强的认同感。”谢思鹏认为整个大的环境都在改变，他这一代华裔也成长起来。

对于21岁的谢思鹏而言，距离从政的黄金年龄30岁还有数年时间。他为自己规划的是竞选入阁，这条路线不同于公务员，只要资历足够好，能获得选区足够选民支持，就能直接入阁。谢思鹏筹划着毕业后先有一番事业，要么加入世界银行，要么创业，“要做出一些改变来证明自己”。

彷徨的时候也有，但大抵与华裔的身份无甚关系，比如自己是否真的适合从政，未来会遇到多大的挫折。这条道路注定坎坷，但他说屏蔽玻璃心的力量部分来自身边的支持和努力得到的回馈。

一位已退休的加拿大省议员给了他很大鼓舞，“他跟我说加拿大现在已是一个很多元的社会，比如现任的加拿大移民部部长，是13岁时以难民身份从索马里来到加拿大，全靠个人奋斗逐渐走出来，在40岁时当上了加拿大移民部部长。他告诉我，如果你以后想当总理，一定是走一条与他人不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