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外说：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进军国外市场。俗话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如果不了解当地的游戏规则，去了之后也会是寸步难行。这种情况下，华人律师在海外，成为了一种必不可少的职业。

本期，我们将讲述三位华人律师的故事，有的自己开办律师事务，有的就职于国外顶级律所。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生活吧。

这是侨外带来的第23个中国新移民的故事

公孙大蔚

律师事务所老板

公孙大蔚是一家华人律师事务所的老板，员工和客户习惯于称呼她名字的后两个字——大蔚。她说，“大蔚”是她的identity。因为是中国人，长着中国脸，中文名更贴切。

大蔚毕业于国内本科法学院，之后又到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攻读研究生。这家创立于1693年的学府，建校历史仅次于哈佛大学，培养过包括《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门罗主义”的制造者詹姆斯·门罗这样的杰出法律人。公孙大蔚经过六轮考场拼杀，最终如愿进入威廉玛丽学院法学院的课堂。这位从小当惯了“学霸”的中国女生，第一次感受到学业的困难。

“到了这边的法学院以后，老师让你大量阅读。他上来就问你，这案例你们都看过了吧，那么你的观点是什么？不单只是对法条的一个了解，你还得要真正理解到，要知道它背后法律原则是什么。”

威廉玛丽学院的校训Hark Upon the Gale意思是“倾听呼啸的风”。在这股强风中，大蔚付出比别的同学更多的时间来阅读和写作，高强度的实战型学习让她一举通过了美国律师资格考试。

在学院，大蔚还认识了同为河北老乡的男友。2005年，两人在法拉盛创办了律师事务所。法拉盛是位于纽约皇后区的一个小镇。近年来，随着地铁7号线的通车，法拉盛因涌入大量亚裔移民而逐渐成为全美最大的华人聚居地。2010年，大蔚把律所从法拉盛搬到曼哈顿，成了当地华人圈里的一条大新闻。

“做我们想做的客户群体，中心位置的这样一个办公场所，几乎是必备的。可以说是一个敲门砖。”

长期以来，唐人街上单门独户的华人律所更多承办的是一些简单的民事诉讼或者移民代办业务，能够将律所搬到曼哈顿时代广场，意味着跻身进入美国主流法律市场。

2008年左右，随着国内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中资机构和个人，大规模涉足美国市场，与之相关的法律业务逐渐成为律所最主要的工作内容。

一家位于新泽西，由福建移民创办的物流企业，将来自中国的日用和数码产品通过电商渠道卖给美国消费者。巨大的商品进出量涉及繁复的税务问题，大蔚的律所一直为他们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服务，根据客户需要，大蔚也会时常和负责这个项目的律师一起来到现场服务。

 “过去移民来了以后，到这边就是置业，买个房子，然后解决自己的身份。现在更多是一些国内的成功企业买酒店、工厂，甚至是上市，做一些大的地标性的地产开发项目。”

律所迅速成长，大蔚雇佣了大量经验丰富的白人诉讼律师。但是中美双方的思维方式和办事习惯完全不同，摩擦在所难免。大蔚则当仁不让地承担起沟通的任务。

“客户群体有高端法律需求。华人律所能给他提供沟通上的便利，最后能把事情做成。”“既了解中国的文化，同时也熟悉美国的商业模式和商业环境。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是中间一个穿针引线的元素。”

作为在外打拼的新一代移民，大蔚坚持认为，中国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意味着内心深处需要坚守的一份情感，更意味着家庭、事业的未来。大蔚至今还拿着绿卡，保持中国国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大蔚也不打算改变身份的现状。

“中国背景使得我在现在这个市场上，跟别人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优势，是一个很独特的优势。”

倪非

华人律师

1998年，11岁的倪非跟随父母移民美国。为了让倪非尽快融入当地社会，父母刻意把家安在了没有一个华人的白人社区。只用了一年时间，小倪非就完全融入原本陌生的英文社区。

“中午的时候饭铃开始响，所有人都站起来往楼下跑。一个小朋友拉着我的手说 lunch。我说lunch是什么？结果lunch是午饭的意思。我当时在美国学的第一个英文就是lunch。”

出生在华人知识分子家庭，倪非从未放松过学业。2013年，他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博士毕业，2016年进入曼哈顿一家犹太人创办的律师事务所。在这里，倪非是唯一的一张亚洲面孔。

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大体分为被告律所和原告律所两类，被告律所主要帮跨国企业和大公司应对法律纠纷，按服务时长收费，而原告律所则作为原告方的委托代理人，打赢官司就可按事先约定的比例从追讨或赔偿的金额中获得分成。败诉，则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到，而倪非供职的律所就属于后一类。

“我们的模式是效率和结果，所有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为下一步的成功和胜诉。”

一场价值大概20多亿美元的跨国并购交易案即将进入证人盘问阶段，而倪非就是盘问工作的主要执行人。对方委托的全权代理人来到律所接受盘问取证，按照美国法律，是控辩双方都必须遵循的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就真的能从对方那里得到有价值的信息。一切，取决于询问者思维的缜密和应变的灵活。

“他不会说假话，但是他可以说些半真不假的话，或者拒绝把最终的事实透露出来。现实只有一个，你可以挨个把你所不想要的细节移走，直到他只剩一句话可说。”

在30岁的年纪，倪非就能在精英云集的美国主流律所一展才华，这得益于父母教育和自身的勤奋。然而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便是与生俱来的华人身份。中国律所计划在美国开展业务，希望通过倪非了解美国的法律环境和业务流程。倪非也在与国内同行的接触中，了解中国的法律和市场环境，积攒信息和人脉资源。

“当时在跟他们面试的时候，我就问，你们有没有意图开发中国市场？因为我会说中文，我希望能够为中国人提供这种服务。他们说当然了。所以我想他们雇佣我的时候，也有一定这种想法。”

虽然，截至目前还没有实质性的业务成果，但潜在的中国客户在逐渐增多。

现在，倪非住在曼哈顿中国城附近的一套公寓楼里。她的妻子是美籍印度人，夫妻俩同几位好友合租下公寓的整整一层。大家每天轮流做饭，打扫卫生，过着乌托邦式的集体生活。

“自从上大学以来，一直就没自己一个人住过，喜欢有人在一块，不想放弃年轻的这种感觉。我希望能跟朋友一起住越久越好。”

为了能保持良好的中文，倪非自学初中和高中的课本，写日记，还看国内的热播剧《人民的名义》。

倪非说，母语对新移民们来说，就是系在风筝上的线。

“跟祖国的一个关联吧，很细，很薄，而且很远，但是永远保留着。”

戚丽丹

律师事务所老板

1989年，12岁的戚丽丹和比她大3岁的姐姐两人离开温州老家，跟着家人来到西班牙。国外的生活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美好。起初上学时，戚丽丹一句西班牙语都不会说，每天老师讲什么完全听不懂。放学后，姐妹俩还要到母亲的餐馆里帮忙：洗杯子、做点心、当跑堂，什么都干。晚饭常常要等客人全走掉才能吃上，有时候，吃上晚饭时都夜里十二点了。

戚丽丹的父亲原本是温州当地的法官，一家人过着优越的生活。戚丽丹不能理解父母为什么放弃舒适的国内生活，来西班牙做生意。她拒绝学习西班牙语，心想，如果不会西班牙语就不用留在西班牙了。学校的老师得知情况后，常常会在课后手把手地教她学习语言。尽管不开口，但老师教的每一句话戚丽丹都在心里默默地记下了。。

“我不想让母亲知道我在学西班牙语。因为如果她知道我学会了，我肯定就会留下来。我就偷偷的，早上起来漱口刷牙的时候，含着水在嘴巴里慢慢地学习抖音。偷偷摸摸就给我学会了。”

由于不了解当地法律，家里的进出口生意遇到很多困难。受父亲早前法官工作的影响，戚丽丹决定学习法律。

“当时中国人在国外当律师的几乎没有。在整个加泰罗尼亚自治区4个省里是一个中国律师都没有的。”

2001年，戚丽丹从巴塞罗那的阿巴特·奥利弗大学毕业，之后，她又拿到了国际贸易法和经济形势的两个硕士学位。如今，她是泰罗尼亚自治区第一位取得律师执照并开办律师事务所的华人，同时，她还担任自治区招商局法律顾问、以及西班牙工商联法律部国际发言人之一。

同时，家里生意规模越做越大，延伸房地产、酒店和投资等领域。家族经商的背景，让戚丽丹在面对华商客户时更加游刃有余。

“他跟我说一，我就能理解到十。我能更好地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他所有的需要，以及他会碰到的问题。”

一位从事服装批发的商人卢永海来到戚丽丹的律师事务所，咨询货物被海关查封的问题。根据海关的数据显示，卢永海申报的价格远远低于海关系统中的平均价格，因此认为卢永海偷税漏税。

 “我们中国做出来就是这个价格。打个比方说这件衣服是30块，那他们说是300块钱，可我们做过来确实是30块。”

卢永海这种被直接扣下货柜的情况，是比较容易收集证据的。有些商人收到罚款单时货品已经卖完了，一部分华商因为不懂西班牙语，或者不了解西班牙的法律而错过了上诉时间。还有一部分华商，就根本不想上诉。

“如果罚款少的话，他们嫌麻烦，就不去上诉了。有时候拖好几个月，一年两年都有。再说要交律师费，我算一下，没有人担保能百分之百打赢。”

由于早期移民大多是从事餐馆等劳务工作，文化程度比较低，开庭前戚丽丹都会花大量的时间来给他们做培训。如今，戚丽丹常常受到各种机构的邀请，给华人做公益性的法律知识讲座。一次一次的罚单也让越来越多的华人意识到，法律知识的重要性。

“我们也要知法守法跟当地人一样，因为我们一边享受他们一样的权利，那另外一边我们也一定要跟他们一样，遵守当地的法律。”

感谢凤凰卫视编导：廖诗慧、大蓉、蒙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