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中国高考,美国常春藤大学的录取过程主观性强,透明度低,风险值高。这就意味着,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同样压力巨大——或许更甚。像中国家庭一样,美国家长需要搬家住进好的社区,并为孩子花钱请家教。像中国学生一样,美国孩子需要在考试中拿高分——他们的SAT与AP成绩(这两项考试被中国人称为“美国高考”)得要在年级前10%才有望被常春藤大学录取。可除此之外,常春藤盟校还要求学生“全面发展”。于是,美国学生不仅要备考SAT与AP,还要加入足球队与辩论队,并在周末辅导穷困的黑人孤儿,或是为当地报纸撰稿。为了不打瞌睡,保持专注,美国的许多优等生都滥用药物。为了获得满足常春藤大学要求的分数,许多美国人都选择了作弊。
那么,美国大学的这种高压录取文化是如何生成的呢?常春藤盟校当今的录取制度有何根据,又是从何演变而来的?这一切对中国学生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在其早期历史中,常春藤盟校本质上是一个城郊俱乐部。在那里,有钱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WASP)花四年时间打橄榄球、开派对,然后继承美国政治、生意以及金融领域的领袖职位——关于这一点,美国社会学家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在其2005年出版的《宠儿: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招生秘史》(The Chosen: 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at Harvard, Yale, andPrinceton)一书中有做详述。常春藤盟校意图取悦那些提供赞助的校友,可是随着美国经济变得愈加职业化、技术官僚化、与精英政治化,常春藤听从了教授们的呼声,开始提高学术标准并施行严格的入学考试。
在新的制度下,擅长数学的中产阶级犹太学生被录入常春藤,而那些玩橄榄球、嗜酒成性的校友之子却被拒之门外——这让不少有钱的校友们厌恶不已。在校友的抗议之下,常春藤盟校被迫采取一种主观且保密的招生流程——强调“男子气概与社交风度”(即打橄榄球与开派对的能力),而非数学考试成绩。学生简历、申请文章、招生面试(“你喜不喜欢橄榄球?”)与老师推荐信(这个学生是否擅长橄榄球?)都被引入招生流程当中,以抵消犹太人对学习的热爱。
如今的常春藤盟校,较之从前多元化得多,也国际化得多。可是,那个原本用来维护少数人利益的招生体制却依然存在。为了理解这其中的缘由,卡拉贝尔解释说,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招生流程是常春藤盟校的工具,用以自立为权利仲裁者。原本,常春藤盟校是为新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之子所建。而如今,常春藤录取女性与少数民族,以寻找下一个希拉里·克林顿与贝拉克·奥巴马;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崛起,它们也开始录取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然而,在推广自身品牌的同时,常春藤盟校也必须听从那些有权力的支助方:例如校友赞助者,教授,以及体育教练。卡拉贝尔写道,如今在哈佛、耶鲁、与普林斯顿三所大学中,至少半数招生名额都预留给了校友子女、运动员、与少数民族。(这也就是说,哈佛招生过程中并不是34000名学生在争夺2000个学位,而是33000名学生在争夺1000个学位。)
在过去三十年里,对常春藤盟校招生体制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全美大学排名。在一方面,这个年度排名对于常春藤的市场营销而言可谓是天降福音——在全美国、全世界,那些原本对长春藤毫无耳闻的优等生们,如今都将自己的学术身份与哈佛、耶鲁、与普林斯顿挂上了钩(自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宣布哈佛是全美第一以来,申请哈佛的人数翻了三倍)。可在另一方面,常春藤既想通过录取校友子女、运动员与少数名族来维护机构利益,又想通过录取学术方面最具资格的学生来推广国际品牌——这两种欲望水火不容。对于这个矛盾,常春藤找到了一个双重解决方案——正是这个解决方法造就了今天的美国大学录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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